权力是什么？最终选择“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上将张阳也许有最深刻的体会。
起势之时，由广州军区政委直升总政主任，抱上时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大腿，后者在军中一手遮天，将其拉拔至高位不费吹灰之力；跻身高层后，主掌总政治部，列席中央军委，将军队政工与人事攥在手中，钻营取巧者也好，规矩本分者也罢，要么仰其鼻息，要么遭其压迫；及至反腐逼近郭徐倒台，山头崩解，裙带碎裂，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力网络被更强大的权力击穿，三个多月的组织谈话大概每天都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反转无望提前结束生命。
这甚至可以抽象为中共十八大党政军全面反腐后，众落马“老虎”权力变异的一个模板，从崛起到变质再到败落，基本遵循着相似的轨迹。
在中共公布张阳的死讯后，军方随即刊文为其定性，除以严峻词汇批斥其用自杀的方式逃避党纪国法惩处，行径极其恶劣外，还称“反腐永在路上”，“推动军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军队健康集体的病毒。”
从之前郭徐在高层中培植网络之广，以及围绕张阳的种种传言来看，军方表态大概不是套话，很可能其他一些涉案高级将官近期将会进入最后流程。
而对于如张阳此类同权势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高官，外界自然也习惯以权力视角去解读，像有不少声音，便将张阳的落马连同此前军队的大规模整肃，视为中共内部不同权力派系之间斗争的结果。
张阳曾将解放军政工及人事权力握于手中（图源：VCG）
时势造就
类似结论首先是不严谨的，带着固有的偏见思维。
中共究竟为何反腐，是权力倾轧还是时势使然，这是理解问题的关键。
在郭伯雄、徐才厚把持中央军委的十年，对军队的影响是显见的，卖官鬻爵大开方便之门，架空军委主席搞独立王国。有文章披露称，郭徐二人把党纪军规当儿戏，不少“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擅作主张，插手下级职权范围内事务，结党营私，要求军官对其个人效忠……凡此种种，均为有据可查的事实。
就任何政党或军队，对于此类党内、军中的利益山头，进行清理都有天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是政党自我清洁的唯一选项。尤其中共本就有崇尚改革的政党惯性，在新一届领导核心意图展开全面改革的背景下，清除积弊，轻装上阵更是一种必然。
应当注意，这种大纵深的政党整肃并不含有传统意义上的“权斗”考量，而更是时势造就的产物。
一方面郭徐及其利益集团对军队的影响已到极坏地步，“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规矩搞没了”，刘亚洲也说全军大区正职的将领中，只有他和刘源没有给徐才厚送过钱。可见已到不得不整顿的时刻。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改革图画中，党政军必也不会有所偏废，军队反腐是其整体规划的步骤之一，当然要推行不怠，不会因“骨头难啃”就掉头不顾。这种整顿同权力斗争无关，而是某个累积了相当弊病的机制、体制维持运行下去的自然选择。
不过若是抛开附加在“权斗”之上的种种次生意味，从其本原角度，用更质朴、广泛的视野去看，那么反腐实际上也可视为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注意这种讨论是在意义层面，不含褒贬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权力”是某种度量衡，它是影响力的度量尺度，意味着资源的内容和多寡。而对资源的掌握程度，则直接导致宰制力的强弱，也即是否能掌握足够的强制力使对手服从，执行本方设定的目标。
套在中共身上，显然是可行的。不可否认中共内部对权力的看法和认知并不一致，有些理想主义者将权力视为追求终极目标的手段，另一些人自然背其道而行，把权力当做谋私工具，二者在政治理想上就是背道而驰的，前者从政视为践行其价值观，后者则声色犬马，不过是在寻求一块更方便享乐的平台。
这种政治认识上的分野，自然也会因旨趣的异同不断分化为两个对立的利益集团，它们彼此均掌握权力，又互为妨碍，注定是不相容的。尽管在个体层面非常松散，那么多贪官不可能每两个都结成自觉的利益链条，不过从整个政党层面，尤其是中共这么庞大的体量，这样的假设是成立的。
由此也就必然导向一个结局，这两个权力集团在不断的摩擦之下，最终一定会走向完全对立，进行明里暗里的博弈。胜负几何，也许是人事布局，也许是反腐风暴，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权力斗争也一定不是指向或服务某一个具体个人的，这是将之与上述狭义“权斗”区隔开来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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