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姑娘好吗？”
1974年以后，为解决浙江问题，爸爸常被叫到北京开会，只要到北京，一般都住在京西宾馆。我从解放军报社去看爸爸，爸爸告诉我，每次遇到许司令，他总要问:“铁姑娘好吗？”1975年底的一次，爸爸告诉我，许司令也住在这，上午遇到时，他又问铁姑娘好吗，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好。
也真巧，才走到电梯门口，正好遇上许世友。转眼又是一年多没见许世友了，他身体仍然像铁塔一样结实，脚上穿着一双蓝白布编的布草鞋，看到我很高兴:“铁姑娘，到我屋去坐坐！”许世友半躺在靠椅上与我聊天。
“许伯伯，听说您到过少林寺，真的吗？”
“我家里穷，八岁就到少林寺干活，练武的！”
“怎么又出来了？”
“在少林寺呆了七八年，一次回家，恶霸的儿子仗势欺人，打死了我的表哥，我一火，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死了。师父说我杀气太重，寺庙里不能再留我了。不过，要出山门，走是走不出去的，只能凭武功打出去，打不出去就留下命来。不是吹的，我就是用一根木棍，打出了三道山门！”我点点头，忍不住笑了:“我确实亲眼看到您的内功了得！”
刚才，我跟在许世友身后走进电梯时，里面已经站着一个军装笔挺的高个中年人，一张我不认识的脸，见到许世友上电梯，红光满面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不经意的坏笑，伸手随意地拍了拍许世友的肩膀，说话的语气明显带着不恭敬:“噢，许大司令嘛！”我站在电梯的侧面，瞧那人架势，直觉这人是北京总部得势的干部，或者是有什么背景的宠儿！
许世友虎着脸，一伸手抓住他的另一只手，没说一句话，电梯上升至五层，我看着那人的脸，陡然由红变成了惨白，到了住的楼层，许世友一松手，头也不回，迈着大步走出电梯。我紧跟着走出电梯，猛回头，只见将要关闭的电梯中，那人一脸痛苦的表情，正在拼命甩手！我忍不住想笑，心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功夫太岁头上动土！
聊天，当然又提起了去年广州军区召开的常委会，我又滔滔不绝地讲出真心话:当时真为许伯伯捏把汗，您刚到广州军区，情况又如此复杂，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都要拉您，打您的旗……“铁姑娘，用不着担心，我是老运动员了！”许世友说这句话时，“老”字讲得特别重。
“老运动员？”我傻乎乎地反问了一句。
许世友仰面看着天花板，仿佛陷入了往事的回忆，语气缓慢地说:“红军时期抓AB团那会儿，我当团长，和我搭班子的五任政委，白天还跟我一块打仗，晚上就被拉出去枪毙了，我一直没事。”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
“政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爱提个意见，爱问个为什么，我是团长，我就抓住两条，第一不说话，第二，打仗不怕死，剃光头往前冲！”
“和你一块的战友、战士牺牲无数了吧？”当时对红军时代真实历史了解很少的我，只能感慨到这一点。
“是啊！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战争的真实，可不是文化人在家编出的形容词！我前半辈子指挥打了那么多次仗，哪次战前不准备牺牲？就说济南战役，是我们解放军第一次攻大城市，在战斗打响前，我已经准备牺牲五个团兵力！”许世友讲到这儿，下意识地用手拍拍腰间，“打仗时我是枪不离身。枪法不是吹，瞄哪儿能打哪儿！和平了，解放了，我是怕枪法退步，一旦战争发生，我这个当司令的应付不过来，就靠打猎练枪法！所以，什么运动，谁提意见我也不听！一直到现在，我随身都带着枪！”
“真的？不是规定谁也不能带枪到中央会议上吗？”我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枪一直放在枕头底下！你知道吗？我到人民大会堂，我的车后备箱里还放着轻型机关枪呢！”
“怎么可能？！门岗不检查？”
“谁敢检查我的车？！”
“当年开九大，我也带枪进会场的，我就防备有人害我！江青到南京军区来查票，气急败坏地追问为什么南京军区少了她的票，我大声说，你不要查了，就是我没投你的票！因为我不了解你！”
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足足一个多小时，没有录音，也没做记录，许多内容已经随着30多年的岁月流逝而淡忘了。然而，许世友维护尊严的凛然正气，高度警惕枪不离身的战将习惯，坦荡磊落掷地有声的话语，对国家长辈忠孝的安排，一直都铭记在我的心里，清楚地回响在我耳边。
后来，我采访南京军区后勤部一直负责许世友保健的耿希晨部长，他也说，许世友与他聊天时曾亲口对他说过:“我进人民大会堂带着手枪。门口警卫说:‘首长，不能带枪！’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谁规定的啊？’他说:‘中央规定的。’我没停步反问道:‘我就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啊？’不等他再说什么，我人已经大步走进门了！”毛泽东的卫士也证实，1976年在人民大会堂给毛泽东守灵时，许世友也是带着枪的。
“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
至于，造反派为什么说铁瑛是许世友的人，而许世友为什么说铁瑛是好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在今年春节前又采访了92岁高龄的爸爸铁瑛。
爸爸感慨地说:我1953年从上海公安总队调到南京军区当军法处处长，后来任军事法院院长。许司令1955年调到南京军区，因为那时军事法院直属军区管，我经常参加军区常委会，常与许司令见面。1960年我被调到海岛舟嵊要塞区任第二政委，后又担任政委。许司令每年至少去海岛部队视察一至两次，我到南京开会也都会见到他。他到海岛，我也从来没有陪他打猎。都是要塞区司令员陪。除了工作，我们没个人交往:我总想领导工作忙，不要打扰。后来调到省里，对中央领导人我也是这个态度。
许司令这个人，虽说是名武将，但也很平易，很谦虚。
记得那年大比武，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表扬南京军区的郭兴福教学法。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许司令说:我们有郭兴福教学法，我们乌七八糟的事情也很多！郭兴福不兴，好八连不好，南京军区还有好多缺点！他是武官，但他认为是真理，就实事求是地坚持，我从来没觉得他很不讲理过。
记得有一年过“八一节”，许司令带着前线歌舞团来海岛慰问，演出过程中，一位性格开朗、平时爱开玩笑的师政委到后台看演员化妆去了。许司令话说得挺重:你这个政委，看戏看不到你，你到后台干啥去了，你是个老油条！
这位师政委对“老油条”的批评很想不通，经常挂在嘴上。
有一次，我和那位师政委一起到南京开会，我个别告诉许司令:“你批评他老油条，他一直想不通！”
“好，你把他领来，我跟他说一说！”许司令快人快语。
我把这位师政委带到了许司令家。饭桌上，一边吃着炊事员拿他猎物做成的香喷喷的“油炸麻雀”，许司令一边说:“批评你老油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个老油条比你老得多！”师政委释怀地笑了，心中的疙瘩顿时烟消云散。
1966年“文革”开始，部队开始受到冲击。1967年初，许司令曾多次给我打电话说:一定要顶住！在他还没到大别山之前，他曾秘密地把我叫到无锡，在二十七军招待所，让我汇报要塞区部队的情况。
面对老首长，我先说出自己藏在心底跟部下、家人都不能说的不解和困惑:
许司令，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现在的形势却越来越像封建历朝历代，皇帝打下天下，坐稳了江山，就要杀功臣的模样呢？
许司令紧绷着脸，鼓起嘴，长吹了一口气，算是回答。
我详细如实地汇报了海岛地委党政干部纷纷被打倒，被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情况。部队文工团、卫校，日夜围攻要塞区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不让睡觉，要求我们解答问题。最严重的是，造反派长期包围司令部值班室，整夜整夜超音喇叭叫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在坑道战备值班，各守备区电话汇报情况，本来线路就不好，现在更要捂上一只耳朵，才能勉强听到一点飘忽不定的声音……
“砰！”许司令突然怒目圆睁，拍案而起，炸雷般的声音喝道:
“司令部怎么能冲击？他攻击，你就开枪！铁瑛，你的枪是吃素的？！先打死他几个再说，打死一两个，把事情闹大了，周总理就会来处理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坚定地回答:“许司令，我明白！”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许司令指挥下打过仗，新中国成立后也在他领导下工作10多年，我了解他是位性情中人，他的指示往往要领会内含，只能意会，不可照本宣科。于是，回到部队，许司令的这些话我根本没向党委传达，更没向下传达，如果真的向下传达，层层开枪还得了？我心里很清楚，造反派中多数是群众，坏人是极少数，我们人民军队怎么能向群众开枪呢？要真向群众开枪了，上面查下来，还不撤我的职？后来某省确实发生过开枪的事件，结果非常被动。
记得是1972年3月29日，我正在外岛花鸟岛上检查部队战备，突然接到中央的电报，限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马龙3月31日务必赶到北京。当时海上风大浪高，南京军区专门派军舰连夜把我俩接到沈家门，我只回家拿了点东西就走，天已经大亮了，9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因为北京天气不好，只能降落南京。许司令给我们介绍了情况:林彪事件后，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许司令说:你们两个去，有什么就讲，不用怕！要不行就找总理去。不用理那些‘戴眼镜，夹皮包，打起仗来一团糟’的人。我和马龙一对眼神，会意地笑了，许司令指的是张春桥、王洪文。
我们3月31日晚终于赶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得我一口气讲了40分钟，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分裂军队、分裂党的一条又一条具体罪状。等我们发完言，已经是夜里12点了。周总理宣布:“好，明天开小会。”我们起身要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伸出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地称赞道:“铁瑛同志，你真痛快！”接着又握着马龙的手说:“你也痛快！”
几天后，周总理就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决定，调我去浙江省委当第二书记。周总理与我握手时，我不无担心地说:总理，参加革命后，我一直在部队工作，只在抗战时期兼过一段县委书记，我对地方工作不太熟悉。总理却说:没有办法，在干中学吧！许司令却个别跟我说:谭启龙是个老红军，老同志，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搞好团结。
后来，为了解决浙江问题，许司令也到杭州讲过话，鼓励各派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这便是“批林批孔”中，说我是林彪线上的人，是许世友的红人的证据。
真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最后一次见许司令，是在他去世的前十几天。记得那次从来不会给领导送礼的我，特意自己掏钱，从杭州饭店定做了一盒稀罕的精美点心，那天，我和张明一起走进了南京军区总院许司令的病房。脸色发黑发黄的他，看我们进来走到床边，只轻轻说了两个字:坐吧！我问:好一些吧？一向说实话的他，没有接茬。许司令夫人田普迎过来说:铁瑛同志，带什么东西，他也不能吃，他病也比较重，也不大能说话。然后把我们让到旁边，轻声介绍了病情。
临走前，我说:许司令，您休息吧，好好养病吧！
许司令睁开眼看看我，就算告别了。
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
爸爸最后还感慨了一句:许司令要少喝点酒该多好！
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铁姑娘”的我，正在为写陈毅的传记奔忙在全国各地采访，等我知道许世友逝世的消息，他已经安睡在远方他老家父母的身边了。我仿佛能看到他为父母如愿尽一份孝心后的安详微笑是那么甜。而他老人家对我爸爸的信任和感情，他与“铁姑娘”的两次长谈，全部珍藏在我的心灵最深处，永葆清新！（铁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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