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日据报道，天皇将于2019年4月30日退位。此消息公布后立即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其实早在一年多前，现年已近84岁的日本明仁天皇就曾发布了“生前退位”的视频讲话。当时多数分析的声音，都是聚焦于明仁天皇的高龄、健康、事迹，以及他与安倍政府的裂痕。但还有一种视角非常重要，即在有着悠久天皇崇拜传统的日本，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将意味着天皇制在继当年美国改造之后走向十字路口。
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将可能影响天皇制和日本政治走向（图源：VCG）
天皇制的双重性
在二战后出版的代表作《菊与刀》中，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曾写道：“日本天皇是日本人的象征，是日本人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这句表述用来形容日本人的天皇崇拜十分恰当。在日本人心中，天皇不单单是国家的象征，有着“万世一系”的传统，而且天皇还是被人信仰的“现人神”。天皇的名称虽然直到公元7世纪才产生，但是天皇的传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 660 年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自天皇建立大和政权以来，从未出现过政权被颠覆或者改朝换代，即便在大权旁落的幕府时期，天皇仍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并在近代重掌大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天皇除了是一个统治者之外，还是神道教在世间的唯一宗教领袖。在日本神道教中，天照大神是最高神，即太阳神，而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正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后代，这使得天皇在日本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今天日本国歌《君之代》所唱的“皇盛世兮，千秋万代；砂砾成岩兮，遍生青苔；长治久安兮，国富民泰”，正是日本人天皇崇拜心理的有力印证。
但与此同时，对天皇的崇拜容易趋向激进，蜕变为右翼。1867年，在内忧外患局面下执掌政权明治天皇，向西方学习，推行改革，成功促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并发起和赢得了对俄国、中国的战争，这既强烈刺激了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又空前强化了天皇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后来被称为右翼鼻祖的头山满参与创立了右翼组织玄洋社，推崇极端国家主义和无限忠于天皇，迷信武力扩张，主张日本领导亚洲，催生了右翼。
台湾学者邵轩磊曾做过专门分析，认为兴起于明治时期的尊王攘夷、天皇主权均是日本右翼思想的源头。尊王攘夷是一种非平等的国际关系，“强调天皇神圣，同时排斥异民族”，这也是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的思想缘由。天皇主权则强调“天皇之神圣性，日本之独特国体”，将人民驯化为温顺的“皇民”。这也说明了，天皇制具有双重性，既是日本国家的象征，被人民尊崇，又容易被右翼势力利用。
不彻底的改造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给亚洲各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天皇制的存废成为了一个争议话题。当时，苏联、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将裕仁天皇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列为二战“三大元凶”，要求以日本头号战犯来起诉他，并废除天皇制。但以盟军名义占领日本的美国有不同看法，并以国家象征的形式保留了天皇制。
美国这样做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日本虽然战败，但不仅天皇依然是大多数日本人的信仰对象，而且保守势力甚至试图不惜一切手段维持天皇制。日本战后首届内阁东久迩宫内阁为保留天皇制，提出了“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意在将天皇的战争责任“化整为零”，分担给全体日本人。而在战败前的最后内阁会议上，日本内阁更是明确表示，只要能够维持天皇制，“任何痛苦都必须忍受”。这种立场一直延续到战后，令美国不得不让步。1946年1月，时任驻日美军最高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在致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称：“起诉天皇会给日本人带来巨大冲击，其影响难以预测。天皇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如果将其破坏，日本国就会分崩离析。”随后，在致美国国务院的信中，麦克阿瑟再次强调：“如果废止天皇制，强制日本实行美国式的共和体制，就会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抗，占领军撤退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会更快些，这从战略目的上而言是不适宜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美苏关系陷入危机，出于满足战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采取了妥协政策，让日本成为其在远东地区抗衡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根据地。
因为这两方面原因，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改造注定是妥协的产物。一方面，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自身的神格化地位，11月，《日本国宪法》颁布，天皇从此不再有统治国家的权力，而仅“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不起诉作为日本发动二战的罪魁祸首裕仁天皇，保留了天皇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日本右翼的清算，埋下今天右翼不断崛起的后患。对此，长期关注日本的学者刘柠在《日本“右翼”的思想传统与组织流变》中分析称，由于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性，“导致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迅速复活”，“从关系上说，战后右翼中的绝大多数是战前右翼的因袭”。
退位是拒绝为安倍右翼政权背书
明仁天皇准备“生前退位”时，距离美国改造天皇制已经大约七十年了。一方面，不同于背负战争包袱且有着强烈权力野心的裕仁天皇，明仁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早已竖下比较亲民的形象。他不仅与民沟通自然，很好践行了“国家象征”的职责，而且在多个场合告诉本国人民要反省二战期间对亚洲的侵略，并从中吸取教训。
另一方面，由于当年右翼未被彻底清算，战后右翼得以死灰复燃，并试图利用天皇制来扩充势力。自从2012年“二进宫”以来，安倍政府整体政策右翼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不仅处处渲染中国威胁，造成中日关系冷冻的僵局，而且不断试图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在此过程中，安倍一直试图通过拉抬天皇的精神权威来动员国民，为修宪铺路。比如，2013年4月，安倍率自民党众议员在国会众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上呼吁修宪，并提出将天皇地位由“国家象征”升格至“国家元首”。再如，同年4月，明仁天皇夫妇、安倍等人同场参加公开活动，在天皇夫妇退场时，安倍策动高级官员突然高呼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三呼万岁”口号，试图在政治上绑架天皇。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仁天皇的“生前退位”就具有特别含义，它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天皇对安倍的消极抵抗，拒绝为右翼崛起背书。
因为日本现行的皇室典范，没有关于天皇“生前退位”的规定。所以当明仁天皇确定要生前退位后，就必须修改皇室典范，而这会继美国改造天皇制后，再次解构天皇制的神秘性，降低被右翼势力利用的可能性。而且目前日本国内的舆论已经表明，一旦启动修改皇室典范的程序，肯定不只是讨论“生前退位”问题，而是会一并审视近几十年天皇制运行暴露出的重要问题，包括天皇的适当角色、女性继承权等。毫无疑问，这绝对是一项繁琐和系统的工程，不仅会迟滞安倍修宪的进程，还可能让天皇制在继当年美国改造后，迎来一场主动的二次改革，并影响着日本政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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