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阻碍科学家自由流动？
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事件常常阻碍科学家自由流动。2017年，特朗普三次签发旅游禁令，禁止特定国家的个人进入美国，提高签证签发的要求。2016年6月英国脱欧之后，大批在英国没有绿卡的欧盟其他国家的研究员人离开英国。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学者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受阻......
类似的政治事件很多，阻碍科学家自由流动对科学家产生什么影响呢？印第安那大学 Cassidy Sugimoto 副教授发表在《Nature》上的文章揭示，可以自由流动的科学家的影响力更大。
跨国流动给流出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源
中国人在美国高校任教之后，以多种方式与祖国建立联系，例如，入选千人计划、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等，在祖国高校兼职任教，指导学生、建设团队、或在美国任职机构接受访问学者或指导硕士、博士生，等等。
Cassidy选取了1600万人在2008-2015年发表的1400万篇文章作为研究样本，发现了96%的研究人员科研成果的署名国家只有一个，那么，他们没有跨国流动，另有4%（超过595000个）的研究人员的署名国家超过一个，那么，他们曾经跨国流动。Cassidy发现，大多数研究人员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不仅没有切断与流出国的联系，反而建立起更多联系。
哪些国家在流动网络中起重要作用？
在网络结构中，一些节点的位置比另一些节点的位置更重要。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在干预艾滋病与性病传播（可以构成以人为节点、以性关系为连线的网络）工作中，我们常常视性工作者为最重要的传播节点，因此，将防治焦点集中在性工作者身上。潘绥铭教授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告诉我们，性病艾滋病传播网络中嫖客是桥节点，是最应该被防治的对象。因为嫖客常常跨在夫妻关系、情人关系、嫖娼关系等不同的网络中。
Cassidy发现，研究人员流动网络中，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德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英国为例，它在欧盟研究人员流动过程中并不在中心位置，但其为欧盟科学家向全球其他国家地区流动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因此，英国脱欧之后，桥梁中断，这对欧盟科学家的流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大洲在科学家流动中的角色
Cassidy发现北美是高素质科学家的生产地（流出之前的科研人员为高被引），北欧是高素质科学家的培养地（流入之后的科研人员为高被引），亚洲对高素质科学家需求量最大，而大洋洲是高素质科学家的“孵化器”（当科研人员离开大洋洲之后，他们开始创造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北美国家的高素质人才倾向于到北欧和西欧地区工作，还有少部分安身于东南亚；北欧的高素质人才大多数被南欧地区聘用；西欧地区高素质人才大多被大洋洲和东亚国家聘用。此外，大洋洲的研究人员到达北美和南欧国家时开始创造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中亚和西亚的研究人员在北美和欧洲完成的科研成果可能是其被引最高的作品。总体来说，跨国流动的科学家比不流动的科学家的被引次数更高，在北美大约高出10.8%，在西欧大约高出172.8%，平均而言，流动的科学家比不流动的科学家的被引次数高出40%。
在12046个在2008年首次发表文章并且在研究时间窗品上发表至少8篇文章的年轻科学家中，大约有35%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各有25%。亚洲和北美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强，大多数在200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亚洲科研人员在2015年也有了北美的国家署名，而且超过1/3的北美科研人员全球流动在亚洲结束。因为，大量亚洲的科研人员涌入北美求学，在求学结束之后会再次返回亚洲。当然，也不乏在知名大学担任终身教职的亚洲科学家被重金或报国的情怀打动而回国。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科学家的自由流动类似于自然界的生态。阻碍科学家自由流动的行为破坏了学术生态。
Cassidy 认为科学家的自由流动能产生多赢的效果。美国作为科学家流动网络中的重要国家，可以获得诸多收益，同时，亚洲国家依赖美国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地也可以获益，但是美国的政策禁令可能让这种利益丧失。有意思的时，加拿大可能从中获益，因为很多原本想要申请美国求学的人不得不转向加拿大，给加拿大带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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