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来，共产党和西方政党的各种类比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强格局，让世界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既屡次把全人类推到几乎战争的边缘，又衍生了人类社会史最广泛意义上的两种不同体制的对比。
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遭遇了巨大失败，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却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黄金期。这让西方大多数人都开始坚信西方政治体制是人类最优秀最无可挑剔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流行“历史终结论”的说法。而共产党体制则被不少人视为“洪水猛兽”。
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动的取代了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而走到世界舞台前端。中共从此站到了被西方评头论足的位置上。从这种取代伊始，中国就在各种质疑、批判、和唱衰的情况下，开始了和西方的打交道的过程。直到中国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并且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整个西方社会才逐渐出现了重新认知共产党的声音。
尤其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展现积极进取姿态，连续四届举办了让全世界认识自身的活动，今年这场活动更是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既凸显了中共更加自信地向全世界推介自己，又反过来说明西方政客和政党应该重新审视中共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图源：Reuters）
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抑或现在，整个西方社会和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人们始终都会对5个核心的问题产生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他们对此有太多的迷惑甚至不安。而关于这5个重大问题，中共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和理解，并由此形成了与西方政党的巨大不同。
第一、程序正义和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西方传统认知上，程序正义非常重要，在缺少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任何经济活动都违法并且应该禁止。因为程序正义在西方人看来是“契约精神”最重要的一环。
而对中共来说，相较于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实体正义意味着生存。没有生存就不会有之后的程序正义。而经济发展是实体正义的最核心内容。所以，程序正义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和实体正义并列的，程序正义必须在不妨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
中共基于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是一切事物的基础，任何社会和上层建筑的发展都是要以经济作为最根本的起点，程序正义也属于这个范畴。因此把程序正义放在经济等同的位置，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中共来说，过度强调程序正义，和过度强调意识形态一样，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制约和负面效果，属于本末倒置。
三次获得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经济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说“美国如能变成中国一天就好了”。这是因为他不仅仅看到了中共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能力和效率，也看到了过度强调程序正义对美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如果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问题，反过来会破坏吞噬一切程序正义。解体前的苏联如此、现在的希腊和非洲大陆也是如此。
曾经的中国更是如此。闭关锁国造成的国力衰弱，不正是近代中国面临灭国灭种危机的根源么？那个时候的中国，可能存在任何的程序正义么？
因此，这个问题最核心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包括程序正义在内的上层建筑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到底是主次关系，还是平等关系，还是有节奏的变化关系？
中共认为，尽管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是它和经济发展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前后顺序的关系，是基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程序正义也才会逐渐变好。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把经济的重要性放在了第一位。而西方社会这几年政局持续动荡和经济的不见起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程序正义在内的很多问题放在了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近几年来，大陆因为的拆迁所引发的群体型事件逐步减少，除了中共提供了更好的补偿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进步，中共开始越来越注重程序正义的后续体现。
第二、怎么看待“人权”？
西方人权观看重的是个人权利，而中共则侧重于强调“集体的人权”。西方认为，民主就是一切决策由人民做主，否则就是违法。而中共则强调，由人民做主只是实现目标的第一步，第二步必须走“为民做主”的路，二者是互为依赖的关系。在中共的认知里，这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
中共认为，过度的强调“个人的权力”会难以形成全社会发展所需的凝聚力。因为，中国的时空背景完全不同，完全强调个体的权利，就会把彼此间客观存在的不同，转化成对立的矛盾。人人都会着重强调自己，而过度强调自己其实就是变相的忽略其他人的权利。这只会让社会变的自私和冷漠，而无法达成共同的目标，更无法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
而民主的最大特点，也是强调了个体的重要性。但是最大的缺点同样是无法形成全社会凝聚力。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人人都要让自己的道理光明正大！所以，没有人是错的，也意味着没有人是对的。人人都都有自己的问题，都需要机会表达自己，但是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问题比别人更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说，民主让人民变的自私和自大，民主缺少了理性和包容。
所以，当一个社会缺乏凝聚力的时候，遇到任何战略性的问题往往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私自利、勾心斗角、人人为我的社会特征。从目前台湾的各种政治乱象，就可以发现，人民完全无法实现“民主”的愿望，永远都是一群政客在表演和获利。这就是典型的缺乏社会凝聚力的症状。
中共认为，人民做主是通过人民的选择来确定一个发展大方向，而为民做主是执政者来进行具体的行动落实和实施。人民的向往都是好的，但是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专业的执政团队，而整个过程是需要各种不同的精英团队来完成的。
在中共看来，实现民主的过程就是依次实现生存权、教育权、发展权。其它的权力都是这三种权力的衍生和扩展。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关键作用。否则，如果把人民民主简单理解成为“人民决定一切大小事”，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其实也意味着没有民主。
中共对于民主的认知有其自身逻辑（图源：Reuters）
第三、多党制和一党制，哪个更有意义？
西方认为，只有多党制才能产生持续的监督和竞争，这是保证执政透明高效的基本条件。
中共则认为，判断采用多党制和一党制制度的关键不在是否需要政党监督和政党竞争，这是舍本逐末的行为，如果多个政党都非常无能，彼此监督和竞争的意义何在？如果多个政党都无法和人民间形成有效的服务关系，又如何判断它们的竞争力和执政能力的高低？ 从这个角度来说，多党制具有形式主义的特征。
在中共眼里，判断多党制和一党制的优劣关键所在，是要看那种制度更能有效的解决面临的问题。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无论是一党制或者多党制，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好的政党体制。
具体到中国来说，多党制能否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呢？台独、藏独、疆独问题，经济问题、粮食问题、民族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地域资源和发展严重不平衡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真实而迫切的。有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党制的试验，但是最后并没有解决让国家避免动乱从而陷入濒临灭亡的绝境。中国领域的广大、民族的众多、人口的繁杂，都会轻易的在多党制下产生阶梯形的不断分裂。
从中共自身的经历来看，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所累积的成功经验，坚定了北京的“解决问题重于形式”的信念。其中有四个存在于多党制里的问题是北京完全不能接受的。
首先是责任的问题。选票制下的领导人，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为了回避和遮掩自身能力的不足往往会把责任都推卸给前任和反对党。当一个国家的发展面临到巨大问题的时候，不是看是谁的责任和谁的责任大小，而是看谁会担当这个责任。
其次，滥用和廉价的承诺是两党制的致命伤。为了选票，各个政党都会提出很多脱离实际的政治支票。但是所有承诺在执政后几乎全部变了模样。这说明，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无论他们代表什么利益，它们面对的问题永远是一样的。但因为各自的政党局限性，使得它们非但无法完整有效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问题变的更严重。
再者，在西方的两党或多党政体制下，为了政党自身生存的需要，各政党会不停的向利益集团作出各种妥协和让步，这也是发展中的一个大忌。对于一个全面性的政党来说，它不能向任何利益集团低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从当前西方社会的现实来看，中共的这种疑虑也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一种很严重的存在。
最后，频繁的更换执政党会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每个位置都如同流水席，来得快去的更快，很多政策没有机会生根发芽就夭折。这既是国家发展的大忌，也是执政系统性缺失的病态体征之一。
因此，中共认为自身的特点在于敢面对于一切问题并且敢于承担和负责，完全不存在推诿的可能，并且有能力解决问题。如果一党制下执政者解决了最根本的腐败和困顿不前的问题，可以培养和建立一个有强大执政能力的精英团队和环境。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选择多党制？
第四、一党制的领导人和选举制的领导人哪个更好？
西方普遍认为，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国家的领导人才是最优秀的。可是实际情况呢？美国选择了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人民满意他么？法国选择了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法国人民满意么？再看台湾，大家选了蔡英文，可是民调屡次创出新低。为何这些都是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领导人，结果却难以得到人民的满意？
而中共始终相信一国首脑的执政能力都是培养和锻炼出来的，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从中共的观念来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不能上台之后才开始学习怎么治理国家，而是要经过数十年的历练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远见和能力。如果当选后再学习，那是对国家最大的危机也是对国民最大的不负责任。
中共始终都怀疑选票选出的领导人只有短暂的个人光环，而缺乏真正的治国能力。所以，历代中共领导人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如今的习近平，他们都是从大陆最底层官员开始做起。然后一步步的走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这是一个几十年的行政历练过程。其执政能力是在长期解决复杂问题中获得的。在大陆政坛，很难发现有哪个高级官员是直接横空出世的。
所以，中共任用各级官员，基层的经验是第一位的，提倡“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惯例。如果有人仅仅依靠势力而不是经历得到升迁，此人也一定不会做到最高位。
第五、执政的正当性一定来自于选票？
西方认为，用选票获得执政的政党具有民意基础，所以执政更有权威性和正当性。而中共缺乏这样的正当性。
但是，对中共来说，这种具有短效性、充满各种利益博弈和意识形态组成的选票，不是民意的真正反映。在这种选票里出线的政党组成的政府本身就不具备完全的正当性和民意基础。
中共认为自己不仅仅有选票，而且是更珍贵和真实的选票。因为中国人民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国殇后，在1949年就把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最神圣的票投给了自己。对中共来说，这既是一种投票，更是一种共同命运和理想的寄托。
在中共看来，四十年里在中国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不仅仅证明了它实现了承诺，而且做出的成绩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四十年来的改变也的确让“投票”给它的中国百姓看到了这一点。对中国百姓来说，自己的期望也一步步在中共的执政下得以实现。这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共带给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也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体验到的。
正是中共的“说到做到”，让大陆百姓对中共产生了越来越强的信任感。哪怕一时没有做到，甚至是中共犯了错误，大陆百姓也愿意给以更多的耐心和宽容。在这个过程里，中共和百姓之间建立了一种彼此越来越深的依赖关系，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良性的互动关系。
西方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并不一定代表真实的民意（图源：VCG）
反观现在的西方政治，人民和政府之间缺少信任是当前存在的最大问题。百姓每几年使用一次“选票权”选出大开政治支票的政党，但是现实问题让这样的承诺变的毫无意义，人民一次次的盼望换来了一次次的失望。长此以往，百姓对各个政党都失去了基本的信任。
这样的选票不代表有选择，有选择也不代表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政府为了选票一味的讨好百姓而不去解决问题，百姓也一味的责怪政府，而无法自拔。频繁的用选票挑选政党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损害到了百姓的切身利益。
另外，西方多党体制下的“选票”里还涵盖了不同利益集团和个人非理性情绪等因素。这种在“选票”的较量得出的胜负，本身就无法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选出来的执政党的正当性还有多少呢？否则，为何西方屡次出现政府上台没多久就面对下台的窘境？
铁打的政府，流水的政党。这种恶性循环让整个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反弹，促使政党轮替的更加频繁。问题变的越来越无解。由此衍生的政党执政的正当性容易变为一种华而不实的摆设。西方的这种政治顽疾，既间接影响了中国百姓看待政党和人民的关系，也是中共变得更自信的原因之一。
正是对以上这几个疑问的看法和解答不同，确定了中共和西方政党之间的不同，更确定了在这四十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上的不同。 中共通过40年的发展证明，这种认知不同所带来的结果上的巨大差异。
许多人曾经一再论说“中国崩溃论”，就是源于他们都一厢情愿的认为中共和西方政党的完全不同，会让中国在中共的带领下面临崩溃的命运。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在取得经济成功后，对西方的政党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整体来看，由冷战时期产生的一系列反共产党、唯西方论，在这个时代正日益缺乏说服力，亟需在新的现实下反躬自省。
当然，这样说绝不代表中共自身完美无瑕。相反，无论是尚需治本的腐败毒瘤，还是去专制化挑战，抑或理论危机，都说明中共仍有许多必须克服的严峻问题。但即便如此，长期受西方思潮影响的人确实有必要放下意识形态偏见。尤其是在中共透过中国崛起传递出巨大的外溢效应，成为愈来愈不可回避的现实的情况下，认识和理解中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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