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于当地时间12月1日在印度新德里，跟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
达赖喇嘛回国与否不是选择而是一种博弈（图源：VCG）
而在几天之前的11月底，有多家媒体报道达赖喇嘛提出“藏人希望留在中国”的言论，不过有西藏流亡藏人背景的“西藏之声”随即否认达赖喇嘛有过如此表述。其实不管是否有过如此表态，自从58年前的那个夜晚离开西藏，重回西藏就成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达赖喇嘛最容易却又是最难的路。
容易，是中共承诺只要达赖喇嘛公开放弃其政治追求，即他要求西藏的“中间道路”就可以自由回到西藏；难，自然是因为出走西藏50多年来，达赖喇嘛辗转于世界各国会见政要举行演讲，博得不少同情和追随者，放弃政治追求回归一个单纯的宗教领袖的身份，对于达赖喇嘛来说这样的决定为实太难。
未成行的五台山朝圣之旅
1959年3月17日午夜，趁着朦胧月色，一队数百人的队伍从罗布尔卡（历代达赖喇嘛亲政前研习佛法之地）乘着牛皮船慌乱南渡拉萨河，将连日来弥散在空气中的“中国人离开西藏”“不要拿达赖喇嘛换大洋”“达赖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宝贵”等呐喊声抛诸身后。这一幕出现在重建达赖喇嘛出走历史的《1959：拉萨》一书中。十四世达赖喇嘛正是在这一人群的精密策划和簇拥下奔走山南，前往印度达兰萨拉。
2014年8月24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吴英杰证实：“北京正与达赖‘私人特使’针对达赖重返西藏展开谈判”，并表示“正一帆风顺地进行”。而达赖在当年9月2日在接受专访时就“是否认为在有生之年能返回西藏”问题的乐观表态似乎也印证了这一说法。2014年10月2日，达赖喇嘛明确表示，希望能在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2015年9月）之际，返回中国做一次历史性的五台山朝圣之旅。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8月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在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要“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而中国官方媒体发文对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行解读的文章，在谈到达赖喇嘛以及他提出的“中间道路”时说，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没变，只是策略在不断调整。文章说，“所谓‘中间道路’实质上就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中央过去没有、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接受。”这应是中共高层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达赖喇嘛在西藏自治50周年前往五台山朝圣之旅的希望落空。
而在此之前，达赖喇嘛曾经和中共进行了9轮谈判，最终均因为分歧严重而分道扬镳。
未成功的九轮谈判
从2002年9月开始到2010年1月截止，达赖喇嘛同中共先后进行过9次对话，1次非正式接触。北京把这些对话称为“接谈”，并将之界定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私人代表之间的接触商谈”。因为中共从未承认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也不可能与这个“政府”的代表有任何接触。
所以“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就是北京唯一可以接受的“接谈”对象，且会谈只谈达赖喇嘛的“个人前途”和“未来安排”，达赖无权代表西藏人民和中央政府谈判。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政府则视之为已经中断多年、又重新启动的“藏汉和谈”。
双方对“接谈”主体的不同界定，已经预示了对话很难有什么结果。
前六次对话（2002年至2007年每年一次），“接谈”双方都没有对外透露会谈细节。虽然达赖喇嘛在2004年到2007年的历次“3.10”纪念演说中都对会谈做了正面描述，称双方“详细阐述了彼此的疑虑和实际存在的问题从而开创了有利的接触之门”，但谈判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2008年拉萨发生“3.14”事件，这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拉萨“骚乱”后时隔多年、又在这个城市爆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暴力冲突。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与生命、财产损失：“不法分子纵火300余处，拉萨908户商铺、7所学校、120间民房、5座医院受损，砸毁金融网点10个，至少20处建筑物被烧成废墟，84辆汽车被毁。有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受伤群众达382人，其中重伤58人。” 北京把事件的爆发归咎于境外“藏独势力”的挑唆。
当年4月12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重申“西藏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我们和达赖集团的矛盾，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这样的氛围下，当年5月4日在深圳的双方会面也并未达成什么成果，达赖喇嘛未能如愿到北京。
接下来的第七次（2008年7月）、第八次（2008年10月底至11月初）和第九次（2010年1月）对话，似乎出现了某些新进展。在第八次“接谈”中，流亡藏人向中共提交了一份《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但最终，中共认为对方是在搞“变相独立”，是“向中央政府摊牌”；新华社等官媒发表文章批判“达赖集团的备忘录”；北京派出高级官员到欧洲各国走访，介绍中国政府立场。
剪不断理还乱
西藏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态势，中共与达赖双方着眼点的不同更是导致双方虽有多达9次的对话却都以夭折告终。
而在上述9次对话之前，中共曾是更为主动的一方。中共从1979年就曾主动邀请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由邓小平接见，之后又与达赖方面断断续续谈判了14年，但是后来这种接触被“西藏流亡政府”主动中断。
谈判无结果的根本原因是达赖不放弃自己的“中间路线”，中共也在坚守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谈达赖个人问题”的底线。
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刺激中国的目的不再那么被需求，谈判双方的底气已经发生了变化。
对于达赖喇嘛来说，他的影响力正在降低。这种降低，不止在于西方政要对于接见达赖喇嘛热情的降低，还在于达赖喇嘛对于自己一手创建的“藏人流亡政府”的控制力的降低。
《纽约时报》2015年12月连载的《最后的达赖喇嘛》一文说道，“中国的经济实力让达赖喇嘛成了越来越多的世界领导人的政治负担。因为害怕触怒中国，他们现在纷纷回避他。”国际处境的恶化，又加剧了追随者们对达赖喇嘛及其政治理想的困惑、疑虑，甚至是“背叛”……
随着年龄的增长，留给达赖喇嘛的时间并不多，只有达赖喇嘛能酌情放松自己的政治坚持，多以宗教角色和中共对谈；只有在统一的前提下，中共才能考虑达赖喇嘛年事已高的实情，与其缓解对立，达赖喇嘛才有望迈上时隔差不多60年的回归西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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