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14年爆发的一场事关选举制度的示威活动，对香港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有残留。当时领导了那场名为“占中”运动的三名知名活动人士——21岁的黄之锋、24岁的罗冠聪和27岁的周永康——的所作所为，不仅凸显了香港年轻一代在面临生活境遇的重重困难和诉求无果时，普遍具有的叛逆表现，也暴露出该城市在回归中国的20年间，不同年代和各经济阶层居民之间的意见分歧愈发严重，这种分歧或对未来数年香港自身及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带来影响。
几位投身街头政治运动的年轻人，已给各自的家庭带来困惑与矛盾（图源：Reuters）
儿子带给他们的困惑
今年8月，香港法院在复核一桩为“占中”运动拉开帷幕的非法集会案件时，判处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六到八个月的监禁。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被判入狱意味着他们的学业或方兴未已的政治职业生涯将暂时搁浅，而被判刑对他们的父母而言，亦是倍感重负。在罕见的媒体采访中，这三人的父母讲述了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步步走入政治风暴漩涡的复杂心绪。更重要的是，他们关于设法解决职业选择和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阐述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与自己孩子发生分歧的描述，清晰折射出了在香港确定自身未来的奋斗中，存在的让香港人产生分歧的代沟。
曾几次目睹儿子黄之锋在政治抗议活动中被逮捕，甚至还看到过儿子遭陌生人袭击、被人用鸡蛋投掷得狼狈不堪的黄先生，虽然明言支持儿子参加的街头抗议活动，但这位已提早进入退休人生的基督徒，却与儿子在眼下香港暂未立法许可的同性婚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虽然儿子及其所在政党倾向支持同性婚姻，但黄先生曾作为召集骨干组织过抗议同性婚姻的活动，性别议题上价值观的难以调和，曾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
与黄先生自幼生活于香港不同，55岁的林女士1999年才带着包括罗冠聪等三个儿子从内地迁居香港。在港生活条件的艰难不易，使得林女士只寄望儿子们能够专心读书，远离一切可能会打破家庭安定的事物——包括政治。而对于罗冠聪涉足街头政治，林女士还有另一个理由感到恐惧，自幼在内地长大的她，看到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暴力，因此不愿儿子挑战权力。
周永康的父母则属于这里典型的精英阶层，香港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靠的就是这对夫妇的那种成功故事。魏女士原本期望周永康成为一名受人仰慕的大学教授，但儿子却选择成为一场冲击社会秩序的政治运动的主要策划者，这令她困惑不已——尤其是在她过往已反复告诫周永康，一定不能反对国家，不能反对党，因为“始终我们是中国人”。
这样的分歧并非此三个家庭独有，一场“占中”运动已经暴露出横亘在香港738万人口之间的代沟。根据香港中文大学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在40岁以下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支持抗议者，而在40岁以上的人群中批评者居多——从统计学意义上，学生们虽获得了金融区的交通要塞，却没能获得香港民众全面的同情和支持，多数人在对香港政府的意向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也对与官方对抗持谨慎态度，而这也印证了示威活动的喧嚣之下，香港代际和阶层观点分歧客观存在。
香港社会的代际隐疾
关于代际冲突的讨论，近年来于香港愈发常见，在各种场合皆被触发。按社会科学观点，代际冲突也即代沟，系指处在不同年龄断层的人因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差异而结成的矛盾关系，乃属跨越基因差异与地域的、熟常的人类学现象。一般而言，代际冲突演化的激烈程度与时代的变革具有正相关性。在社会进程推进相对缓慢的古代社会，因地缘半径狭窄及整体价值观相对趋同，代际冲突普遍较小；但在大变革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代际冲突便会异常激烈。
在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老一辈香港人的爱国情怀尤显弥足珍贵（图源：新华社）
翻看历史，香港从小渔村变大都会以来，其社会的代际冲突从未像如今这样剧烈。今天的香港似乎有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被置于放大镜下，一种以年轻人的取态为主，一种是由相对年长的人所代表，两者争议的议题多集中于政治处境、城市前途、身份认同、社会积弊以及性少数平权等并不温和的话题。
满怀理想主义的香港年轻一代，寄望于民主能够切中各式存在于身边的城市病躯。飙升的房价，由几家大型综合企业主导的香港经济，以及教育、医疗等服务业方面来自内地的竞争，加之香港的政治与社会模式随着演进，已逐步“偏离”被莫名怀恋的港英殖民时代的综合氛围，都令他们面临重重迷茫，而抗争即成为他们对于挫折感的诉求，以及实现自我构想出的民主蓝图之必要手段。
香港之于这块接壤它的广大母体，因为历史的玩笑而秉持着优越的天性。没经历过真正穷苦的香港年轻人，受到经历和大环境因素的熏陶，以为香港现在的秩序和繁荣是理所当然，却对其从无到有的过程的变化和其中的艰难并不敏感。年轻世代普遍具有的一些观念中，往往只顾自己头脑里被称为理想的几个政治概念和姿态，却漠视了这个世界上远超他们想象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民众生活习惯多样性，最终反迫使香港被培养和锻炼出的开放和包容在今天又逐渐消散。
而客观层面，香港自回归后始终存在教育层面转型正义的缺位，公共教育和公共文化中对于向年轻人灌输国家认同的成分遭到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严重稀释，致使本就在个人主义氛围下成长的香港新生代，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必要认知，以至于无法完成个人政治人格中关键的国家性塑造环节。而这样的教育后果，只能导致香港陷入历史记忆的断层，更多的青年群体被分离主义思潮俘虏，还促生了与几代香港人之间至为迥异的、基于意识底层身份认同观的代际矛盾。
反观老一代香港人，由于个人命运早已与香港的沉浮以及内地的崛起错综复杂地连在一起，使得这些人在自我立场的定位中会更加务实，也更愿意倾向稳定，同时，他们也善于将政治信仰同政策偏好切割对待。这样的心态好比双刃剑，益处在于他们可以从相对更长的时间维度，洞若观火般看到香港乃至中国相比过去已经取得了多少进步，减低了一叶障目的困扰。而弊端则体现在，这一群体的立场与主张时常会有保守过度的问题，或会对社会更迭形成阻滞，以至于他们被一些舆论诟病为是不相信政治，只相信赚钱的利己一代。
但不可置否的是，除却这些现实的利益因素，过去的香港人也的确拥有如今难寻的家国情怀氛围。现今已迈过不惑中年的一代人始终坚信，香港与内地在种族、地理位置乃至文化传承上的交融令其无法分割。老辈的香港人当初之所以能推动以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香港版本大中华史观与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出于在殖民文化中寻找的一种爱国自尊的心理平衡——而这一股精神能量，也正亟待填充于年轻世代。
正像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忧虑的，代际鸿沟令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它不会弥合，也不会变窄。香港在陷入日益频繁的认同争吵和政治撕扯，以及对任何和内地有关的政策都备受争议后，几代民众之间的代际疏离与和解无力，已同样如隐疾般致社会倍感苦楚。作为深层次经济结构矛盾、政治矛盾、陆港矛盾之后又一惹眼的主要矛盾，代际矛盾在左右未来香港利害的程度上或不输前者，正因于此，其潜在风险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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