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美国人来选择今年的热门词汇，“性骚扰”和“性侵”无疑将是最具竞争力的一组。在美国，很多行业今年都是以此类丑闻作为注脚的：先是今年4月，多名女性指控福克斯新闻（FOX News）知名主播比尔・奥莱利强迫与她们发生性关系，而后是优步（Uber）副总裁、500 Startups联合创始人相继因性丑闻丢官。
图：继韦恩斯坦丑闻后，被曝性骚扰的男性名人（部分）
而被誉为“奥斯卡金牌推手”的哈维・韦恩斯坦被曝“性侵女星”，无疑是这一系列性丑闻中的关键节点。10月初，通过大量调查，《纽约时报》发现了针对韦恩斯坦的多项未曾揭露、持续近30年的指控。截至10月底，《今日美国》发布指控韦恩斯坦性侵的案例清单中，已经罗列了64名控诉者，包括过去30年来被他强奸或性骚扰的女同事和女演员。
图：2017年10月初，《纽约时报》首次曝出针对韦恩斯坦的多项性骚扰指控
而如今，这场引发好莱坞巨震的性丑闻事件远非终点，恰恰相反，它成为了一场规模更大，涉及面更广的指控的开始。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站了出来，从普通职场到美国安全机构，从更多的演员到国会议员，一股声音的洪流正在美国上下形成。
从#metoo到联名公开信
没有什么比明星效应更为轰动，当安吉丽娜・朱莉和奥斯卡影后格温妮丝・帕特洛都站出来时，那些针对酒店客房里的“潜规则”指控就带动了更大的社会效应。人们争相用各种灾难隐喻来描述这个时刻：海啸、飓风、雪崩、山崩----在那之后，性丑闻缠身的奥斯卡影帝、《纸牌屋》主演凯文・史派西的事业以惊人的速度分崩离析，资深新闻记者马克・霍尔柏林，《纽约时报》白宫记者格伦・斯拉什也榜上有名。
事情甚至从新闻界和娱乐圈席卷到美国政坛：数名女性站出来，指控阿拉巴马州参议员提名人罗伊・莫尔在她们十几岁时曾追求过她们，还有人指控他性骚扰和不当性接触。最新的事件是，美国安全机构的两百多名女员工在一封公开信中揭露，她们本人或身边人曾遭遇性骚扰或性侵。
以关键词#metoo（我也是）而掀起的社交媒体反性侵运动，正鼓励受害女性打破沉默。这封由223名女性雇员联名的公开信正是这一标签底下的产物。这些女性来自世界各地，身份涵盖外交官员、公务员、军队成员等等。
“这不仅仅是好莱坞、硅谷、新闻编辑部和国会才会发生的事情，”信中说，“性侵无所不在。这些暴行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权力的不对等，另一方面，受害者要么沉默，要么必须承受羞辱的环境纵容了这一行为。”
信中呼吁国家安全机构“采取一整套措施，减少工作场所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发生率。”这些行为包括：最高层对性侵行为的明确禁令，建立多个有效的内部性侵举报渠道，杜绝受害者遭报复的可能性，引入独立的外部机制收集匿名发布的指控信息。签名者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构对所有员工进行定期的强制性培训，最后，假如一个女性员工向联邦机构递了辞呈，她们将有义务接受一场关于性的离职面谈。
四十年抗争与冰山一角
随着好莱坞巨头韦恩斯坦倒台，一系列性侵指控从各个领域排山倒海而来。即便在表面上，这样的星火燎原之势是给世界抛了一枚舆论炸弹，但它依然可以指向一个更长久的的问题。最直接的是，我们真的对无处不在的性骚扰事实感到震惊吗？这一情况几乎渗透在每一个行业中，在“外表最光鲜的表演行业”尤为严重，至今，好莱坞的试镜沙发依然是一项“深厚的传统”。所有人都相信，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只是性侵事件中的冰山一角。
韦恩斯坦事件引发的这场海啸不会成为转折点，但是会成为漫漫长路中又一座里程碑。上世纪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成为了提出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概念的第一人。在那之前，1967年11月，《女士杂志》（Ms. magazine）首次将性骚扰放到了自己的封面。编辑们知道这个话题的敏感性，没有在封面图片中使用真人照片，而是用了木偶----一只男人的手伸进女人的衬衫。尽管如此，它还是在一些超市遭禁。
图：美国《女士杂志》首次讨论性骚扰话题
根据麦金农的解释，性骚扰最概括的定义是指，“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包括言语的性暗示或戏弄，不断送秋波或做媚眼，强行接吻，用使雇工失去工作的威胁作后盾，提出下流的要求并强迫发生性关系。”在一场西方性别研究（Queer Studies）的经典课堂上，这种界定背后的逻辑是明确的，并与近代女权研究对社会性别和父权制运作机制的理解完全吻合：女性被强行束缚于与男性的关系中，从而使她们处于次要地位。被迫的性活动被视为一种机制，男性正是凭借这种机制来维持自己的经济权力和职业权力。
即便如此，在那个年代，“性骚扰”这个词依然缺乏法律上的定义，也几乎没有进入公共词汇。直到1991年，安妮塔・希尔公开指控她的前上司、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拉伦斯・托马斯对她有性骚扰行为，麦金农的性骚扰概念才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如今，相关讨论已经出现深刻转变，性骚扰成为法律问题和成熟的社会禁忌：建筑工知道不能对着女性吹流氓哨，会议室的玻璃墙只能部分遮挡，以供同事监督。
除此之外，很多女性，也有一些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公开、更有力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各行各业都提高了对于问题的警觉和法律上的保护；各个公司纷纷重申零容忍政策，匆匆组织相关培训。时代已经改变，在这番好莱坞的性丑闻的巨震中，韦恩斯坦影业公司10月8日发表声明，宣布解雇哈维・韦恩斯坦，之后的多起性骚扰事件当事人，皆以断崖的态势从以往显赫的位置上被撤职。当然，社交媒体不断膨胀的力量也起了作用，数以百万计的帖子使用了#metoo这个标签，它还衍生出了意大利版（#QuellaVoltaChe，意思是“那个时候”）和法国版（#BalanceTonPorc，意思是“揭发那头猪”）。
以量制胜的平权之路
性骚扰的社会叙述从有到无，再到如今的风暴式涌出，在历史变革上完全具有突出的意义。但在我们走过艰巨的抗争道路后，最要命的感觉在于，现在谈论起韦恩斯坦，谈论起这一波轰动一时的性丑闻，当我们认真领会其中的形式、发生场合以及权力结构时，它与40年前女权主义刚开始与性骚扰抗争并没什么差别。
根据指控韦恩斯坦的女性演员艾什莉・贾德回忆，20年前，韦恩斯坦曾邀请她到比佛利山的半岛酒店。这位年轻女演员原本预料这会是一次商务早餐会议，但韦恩斯坦让人将她直接带到了自己房间，他身着浴袍出现，问她要不要让他给她按摩或者看他洗澡。另一个临时工作人员艾米丽・内斯托被邀请来到同一家酒店，韦恩斯坦给了她一个提议：如果与他发生性关系，他将为她的职业生涯提供帮助。
图：艾什莉・贾德在1月的女性大游行中。她引发了最近对韦恩斯坦的大量性骚扰指控
这一切听起来都似曾相识：男性凭借权阶让渡职场便利，女性要么出让身体，要么拒绝，代价很可能是丢了工作，排除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性交易行为，这种情况对单个的女性受害者极其不利。她们面对的是与骚扰者之间权力的落差，以及性骚扰天然的难以界定的属性。正因如此，一个又一个的韦恩斯坦要么安然无恙地生活在受害者的沉默中，要么陷入泥淖，再抖抖身子站起来。
我们见识过太多这样的事情：1991年，安妮塔・希尔在电视上就克拉伦斯・托马斯的骚扰行为作证后，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投诉增加了73%。尽管如此，托马斯还是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希尔则悄然回到俄克拉荷马州担任法律教授；海军上尉葆拉・库格林被几名醉酒军官性侵，她后来遭到排挤，最终只得辞职。数天前被曝出性骚扰的国会议员约翰・科尼尔斯和布雷克・费伦侯仍在各自的任上，据称后者还试图拿钱平息事端。
在很长时间里，这导致了女性闭上嘴巴，至少是在确定自己不会遭受损失之前。这使得在女权主义为此抗争的第40个年头，第一位指证者的出现仍然需要巨大勇气，解决这种局面唯一保险的方法就是，以量取胜。
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打艾什莉・贾德头一个站出来指控韦恩斯坦后，原告们都镇定自若地站了出来，似乎每天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史学家芭芭拉・伯格在她的作品《美国的性别歧视：依然活跃，正在毁灭我们的未来》中提到1970年代女性运动中的一个词：醒悟时刻，“现在就是醒悟时刻。就像是说，‘够了’。然后就会产生雪球效应：一旦你看到女性对权力说出真相，而不是被告知，‘这就是你必须忍受的’，那么其他女性也会受到鼓励，挺身而出。”
可以想见的是，在当下，雪球会越滚越大，更多的人将被牵扯进来，并可能承受比以往都要严厉的后果。但正如很多观察者呼号的那样，性骚扰问题的解决远非是一场运动式抗争的职责，何况在很大程度上，第一片道出真相的雪花仍是个人的偶发性行为。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性别平权之争已经完胜，但事实并非如此，韦恩斯坦和一系列性骚扰指控将会告诉他们，战斗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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