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6日开幕的中国广州《财富》全球论坛会议上，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的讲话再次非常“政治正确”：在美国，民主党人走一条路，而共和党人走另一条路，这样就使得美国的发展计划变得十分复杂。与美国政治的不可预测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从一党制的稳定中受益匪浅。
就在此前不到一周的12月1日，在阿里集团旗下蚂蚁金服新总部大楼“Z 空间”，马云带着自己的36位合伙人宣布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成立。 他不仅宣布未来5年投入100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脱贫攻坚，还宣称，“我们公司对于（中共）十九大文件的学习可能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认真。”
曾经说过“要和政府谈恋爱，但永远不要结婚”的中国商人马云，其身上的政治色彩正越来越明显。而在中国有“政治觉悟”的企业家显然并不是只有马云。
互联网大会上的“扶贫”旋风
12月3日至5日的中国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分论坛“共享红利：互联网精准扶贫”上，阿里巴巴、京东、蚂蚁金服、美菜网、微医集团、易华录、唯品会、连尚网络、好未来、云校等18家企业及机构，与中国大陆13个贫困州县达成结对帮扶协议。
今年中国政府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个不亚于主题的话题──扶贫。作为中国电商大佬之一的京东老总刘强东冲到第一线，并以河北平石头村“名誉村主任”身份，放言5年内要让村民收入翻10倍。(图源：VCG）
马云成立阿里巴巴脱贫基金的当天，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刊发了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谈学习十九大精神的专访《做人民美好生活的助推器》，如果不看副标题“访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恐怕很多人会认为接受这个专访的是某个中共官员。
《人民日报》刊发专访的之前几天，刘强东还多了个头衔：村长。11月24日，刘强东在自己的微博发了一张名片，宣布自己成为河北省阜平县平石头村名誉村长，并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五年内家庭平均收入提高十倍，全村村民全部脱贫。再早之前的8月18日，刘强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戴上了红领巾”，大谈共产主义和国有化的问题。
众所周知，扶贫，是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案头重要政治项目之一。
五年前上任之初，习近平就提出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不仅是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虽说随之而来的经济下行和财政收入增速放慢，令民生建设资金投入遇上问题，但习近平始终将贫困问题当作中国全面小康的“短板”。
伴随中共高层意志而来的，是中国众多企业家的身影出现在“扶贫”的旗帜下。但是参与扶贫的，并不限于如今风头正劲的几位互联网大佬。
大佬纷纷“讲政治”
2017年 10月10日，在中国官方举办的第四个国家扶贫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领导小组公开表彰了吉利控股集团、红豆集团、正邦集团、苏宁云商集团等116家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项目2015年开始启动至今，已有近3万家中国民营企业参与。
而中国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以饲料产业起家的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均是参与扶贫项目企业家群体中的个中翘楚。可以认为，“讲政治”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大课题。
今年6月6日，中国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对大举进行海外投资的几家公司贷款进行调查，盘点这些公司，包含安邦保险集团、复星国际、海航集团、万达集团等。
这些公司均背负大量债务，《华尔街日报》称他们甚至有时会用些来路不明的资金替海外并购提供银弹，由于不断上升的风险，以及跟银行间复杂资金关系，中共金融监管机构对此感到担忧，更示警“中国金融业一旦出了问题，全球资产都可能跟着遭殃”。
大陆金融界大整顿导致安邦董事长吴小晖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调查，引发万达集团、安邦集团以及复星国际等企业债券和股票暴跌，并一度传出王健林的政治风险即将引爆的消息。同一个时间段、王健林奔赴贵州，郭广昌奔向陕西。虽然地点不同，但是他们参与的事情几乎一样——扶贫，高调出现在当地的扶贫项目揭幕仪式上。
许家印的恒大集团，2015年就成立了“扶贫办”，在中国民营企业中颇为少见（图源：新华社）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公开表示要“在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新理念中有所担当”
自从2016年年底中共开始亮剑“资本大鳄”，官方就敦促中国大企业集团不要再一掷千金在海外并购，因为这种行为加剧了中国的资本外流，给人民币造成了压力。
中国银监会今年6月的贷款调查通知后，中国企业开始加紧履行投资于国内的承诺。万达集团7月以总额631.7亿元人民币出售酒店及文化旅游项目给融创。而王健林一年前还曾呛声美国迪斯尼不该来中国，一年后却选择突出手文旅项目，引发各种猜测和不解。
王健林对此表示，转让项目能大幅降低万达商业的负债，并进一步实现轻资产化运营。“这次回收资金全部用于还贷，万达商业计划今年内，清偿绝大部分银行贷款。”中国财经媒体分析称，万达此番出售资产意在为已完成私有化的万达商业“回A”护航，进一步的轻资产化有助于万达商业尽快回归A股市场。
郭广昌则是在在陕西的一个官方扶贫项目上表示复星集团将利用其全球资产助力当地经济，并说：“实业报国，复兴中华民族……是复星一直以来坚定去做的事情。”这句话显示是呼应了中共高层的政治口号。
“讲政治”的背后
相比美国企业的“资本为王”，作为“资本独立”的中国民营企业，其背后的企业主或者说大股东为何要如此积极的“讲政治”？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现实和体制差异因素。
作为全球最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减少监管和税收，缩减社会福利，鼓励私营企业等政策的施行。
由于这种制度，美国企业的自主性极高。同时，当企业面对自己的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比较时，无法不站在自己的利益一边。所以美国无数企业将利润留存在海外，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让资本利益最大化，并不会因为“爱国”而将利润汇入国内。
许多美国大型公司虽然总部位于美国本土，但大多数都在海外设有分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后，有许多留存利润以现金和短期债的形式留在海外。苹果公司曾表示，约91%的现金都在海外
就以海外的利润已经远超本土的苹果公司（Apple Inc.）为例，它就算用借贷的方法在美国投资，也不会将利润从境外转入。事实上，美国这些跨国大企业已经不再属于美国，过去几年不少美国医药公司通过海外收购，将控股公司地位转移到税务优惠的国家，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税务负担。这种企业结构不仅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也让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上的经济关系时经常得不到本国企业的支持。
而中国则是从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到今天的市场经济。虽然中国官方也尊重市场规律，但是在遇到重大的国家经济战略时，政府的力量就会显示出来。
首先，中国的不少大企业是国有控股。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需要在某地发展或投资，国有企业首先会无条件配合。甚至是一些民营企业，如阿里、万达、京东，只要中国政府有所要求，而要求又不过分，它们都愿意尽量配合。
其次，中国民营企业的这种“愿意”，既有为了企业前景不得不在意的政治因素——因为不能否认中国政府的力量。也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家们开始萌生的关于“社会责任”的思考。
几十年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不仅宣称“发展才是硬道理”，也曾号召“先富带动后富”（图源：VCG）
如今，作为中国互联网领域的大佬之一，马云主动提出“先富带动后富”，参与习近平的“扶贫”号召（图源：新华社）
比如就如马云12月1日在阿里脱贫基金启动发布会上所称，“邓老（邓小平）当年说改革开放，先富帮后富，我们今天富起来了，需要践行这个承诺，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我们的员工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所以我们不能为富不仁。”这种社会责任，源于中国人一直以来的骨子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论。也和西方企业呼吁的“社会责任”异曲同工。
所以，在中国，民营企业主了解本国政府宏观政策及政治风向，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经营发展方向，既是因为有实际利益需要，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种配合不会让自己吃亏，甚至很有机会获得其他的利益。
而对于中共而言，也在主动理顺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混乱的政商关系，如今的中共高层在构建与企业家关系方面已经具有了国际视野和掌控能力，并能够将政商关系延伸到全球范围内——真正做到“为我所用”。这就让中国在全球伸展自己的影响力时，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发展才是硬道理”
今天中国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能够成功，最近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计划能够做到如此成功，譬如在非洲的铁路和港口投资，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港口或工业区项目，甚至“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推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甚至视“资本为王”为宗旨的美国大企业，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也开始软化姿态，去了解中国政治的红线在哪里。比如刚刚闭幕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许多西方科技公司，包括苹果、谷歌和微软均有派代表出席。
此前有不少西方公司因为拒绝迎合北京当局的要求而被封禁。最著名的，包括谷歌（Google）搜索、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
现在，这些西方公司开始主动了解在中国营运时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和红线。包括苹果、微软（Microsoft）等美国科技公司会愿意改变自己的产品，以符合中国政府对网络产品的规定。苹果公司今年8月在中国贵州建新的资料中心，储存中国用户的资料，以符合新通过《网络安全法》的规定。微软在则在2015年宣布，为了打破中国当局在2014年宣布针对“视窗8”作业系统的禁令，将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推出一款为中国市场度身订制的“视窗”系统。
这种推动西方企业改变的力量，与中国民营企业主动“讲政治”的动机并无什么根本的不同——都是在一定制度层面下，企业主对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本能利弊权衡。
当年中国推动改革开放曾遭遇重重阻碍和质疑，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的中西方企业而言，也是如此。既然中国市场的诱惑力足够大，作出一定的政治妥协又有什么可意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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