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界长期传达暧昧态度后,特朗普(Donald Trump)已代表白宫立场正式承认了耶路撒冷为以色利首都,并打算不再一次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的行动推迟六个月——他将命令他的幕僚立即着手计划这一行动。

特朗普的表态言行,已点燃巴以问题的定时炸弹引信(图源:Reuters)
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引发了包括阿巴斯(Mahmoud Abbas)、阿布杜拉(Abdullah bin Al Hussein)、塞西(Abdul Fattah el-Sisi)和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等阿拉伯和穆斯林领导人最为恼怒的言辞回应;一些欧盟欧洲政治人物亦发声忧虑,特朗普此举将致以巴冲突陷入更黑暗时代;而穆斯林世界对特朗普的激愤之情,正在中东地区蔓延开来,巴勒斯坦人已开始与以色列军警发生暴力冲突。
毫无疑问,这一定是截至此刻为止,特朗普在中东外交政策上最为冒险的决策。或为拉拢亲以色列甚至信仰基督教的美国选民、或为迎合一些暂且未知的美以双边利益而做出上述激进选择的特朗普,将导致在这个政治、宗教敏感地区,引发连串恶性效应和出现难以估量的暴力动荡程度。
相比于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及该国多数犹太民众对此难于克制住兴奋的情绪,特朗普的选边站队决定,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世界而言,则是对其文明正当性与地位的一种赤裸羞辱与挑衅——这很可能刺痛伊斯兰世界极端主义的情绪,促使一大批年轻教徒取态转向寻求圣战,极端组织也可能因此借势复苏,打乱中东得来不易的反恐进程——从这点看,特朗普才是最大的恐怖分子,不是么?
围绕耶路撒冷的矛盾、冲突可追溯至数千年以前,历史和宗教渊源的繁复纠葛,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均视耶路撒冷为应当独占的圣城。如此强烈的敏感性,导致了联合国在1947年确立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治的决议中,把它定义为需交由自己管理的单独实体。尽管以色列在1948年和1967年两次战争中,相继实际控制了耶路撒冷的西区和东区,并始终声称这座圣城是自己的首都,但迄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这一点——但现在,美国已除外。
特朗普在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上站队,不仅是外交上的故意破坏行动,而且毋庸置疑地挑战到了多数国家都至为敏感的宗教自由议题。
作为赋予了文明以一种历史特点形态的精神、灵魂、核心的宗教能量,曾经在这个星球上发挥过分量系科学、政治、哲学皆无可比拟的社会进化功能,而因于宗教自身的一些阻碍作用,使其在文明冲突的漫长演进过程中又逐渐受到弱化——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在欧陆兴起,大众观念中,国家权力的来源从神授转变为民授,政教分离自此逐渐成为共识。
而西方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来,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现象持续盛行,其整合程度甚至远甚于当今许多伊斯兰教国家,而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现代文明价值观因素,则是在同宗教的阻抗力量倾尽抗争解数和熬磨经年时光后,才能在美欧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流行与存续至今。
美国不知经历了多少的历史血色教训,方才将“政教分离”的文字写入其宪法第一修正案,规束了宗教除发挥经典功能之外的其他负面效用,使得这个国家向依宪治国的现代方向前进——但现下,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却违背了上述的国家努力,不仅有所体现基督教文明在其价值观中挥之不去的情愫,或许也隐藏有对自己犹太人女婿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偏爱。
鉴于民主模式、法制精神、自由主义价值观乃至人权倡议,都是西方心怀推向全世界的抱负创造出来的,对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西方意识形态展示的完美模板。的确,美国以往已对包括持续而痛苦的缅甸罗辛亚人种族危机、俄罗斯在处理车臣问题时使用的战争操作甚至是一些非欧美国家所面对的民族分离主义冲突在内的诸多议题,充分展现出了上述的意识形态色彩及立场取态。也恰如此,特朗普今次对耶路撒冷的姿态,则构成了对美国自身长期立场主张的强烈反讽——因为其行径,无异于是对宗教自由领域所犯下的一次独裁滋扰,将令西方价值观的信誉大打折扣。
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起致命火灾,促使了中国的首都城市北京,选择加快解决其“大城市病”,随后,一场当地民众记忆里声势最为浩大的清理外来人口行动,已经导致成千上万被一份官方文件最初称谓为“低端人口”的农民工流离失所,这场方式粗暴的拆房赶人行动,受到了该国的网络舆论和一些公关政策学者的批评和“践踏人权”指责——现在看来,特朗普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驱赶地点换在了耶路撒冷,针对的人口群体选择了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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