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期一些中国知名商人和企业家的新闻动态，诸如马云“5 年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1美元）成立扶贫基金、刘强东做村长并誓言“五年内家庭平均收入提高十倍”、王健林积极投资中国的西南省份贵州省、许家印在其集团设立扶贫办、刘永好承诺“在国家提出的精准扶贫新理念中有所担当”……这些无不集中指向了能够响应中国现下政策理念中颇为侧重的扶贫领域，而这背后，商人们的政治考量因素成分，则是不言而喻的。
习近平期望为中国打造的新型政商关系，或可简述为一种希望“商人紧跟政治，而非紧跟官员”的形态蓝图（图源：Reuters）
这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企业家群体所呈现的一些生态现象的关注。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欧国家企业家的商业决策侧重，“讲政治”几乎成为现今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知名企业的一项重要课题与着力点。中国企业为何会如此重视“讲政治”？这或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塑作和文化传统积淀分不开联系。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历朝历代社会中皆有着抑制商人的传统。其中众所周知的说法之一便是重农抑商，《管子•小匡》中有观点：“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在中国传统思想家眼中，士农工商是一个社会生息发展的基石，但其实在这“四民”之中，却是存在着等级区分。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印证了作为读书人的“士”，居四民之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显示了能够左右“民以食为天”的“农”的基础性地位；“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则折射了“工”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存在——而唯独“士农工”之外的“商”，却饱受社会风气的鄙嫌和歧视。文字记载中，孟子曾劝说梁惠王“不违农时”，却斥商人是“贱丈夫”；商鞅变法，对努力耕织者免除徭役，对从事工商而贫者，则沦为奴隶……无不例证如此。
商人之所以会曾长时期处在古代中国社会行业链的底端，则与当时历史环境有关。在中国古人看来，商人只善于通过商品的交易赚取差价，对于社会财富的增量并没有贡献，加之由于贸易的高额利润，反易“教坏”原本从事农业的人怠于务农，转而效仿经商。也因此，中国古代王朝一直采取抑商贾、崇本抑末、海禁之类的政策来抑制商业发展，其后果是古代即便有成功的商人，多数时候也是活在官员的阴影之下。
而到了近现代中国，马克思（Karl Marx）在对商人群体行为和由此衍生的利益集团进行政治观察后，得出了商人阶层在参与政治时往往“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结论。无疑，马克思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资本和商人阶层的，他认为当作为商人乃至利益集团的资本力量，通过政治途径实现自身利益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对立阶级——即无产阶级为代价。
而马克思在此领域的相关理论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政治实践有着很大影响。在中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执政党属无产阶级型政党，故无一例外地将资产阶级视为阶级敌人予以打压，并曾在建国初期的数十年间，彻底否定了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作用的资本能量。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之前的中国，彼时正是因为盲目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激烈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抹杀了资本合理性，曾经一度令国民经济险些触礁。
更多主掌着中国科技巨头的企业家们，已开始意识到“讲政治”的重要性（图源：VCG）
自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邓小平等当时的中共决策层汲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转而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承认资本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有效力地激发了国民的创造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亦让更多人在经济活动中不断积累资本，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资本家阶层。而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江泽民执政时期提出了“三个代表”，允许资本家成为党内成员，令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曾被中共批判的官商勾结乱象，却也正逐渐扩张、显现。这一时期，不单冒现了相当一批“白手套”、“红顶商人”，而且出现了一些商人甚至试图劫持政治的迹象，其中一个重要案例，就是曾轰动一时的“辽宁省人大贿选”案。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十九大后已成为执政党内和国家最具权威领导人的习近平，此前已对各级官员下达了警惕被利益集团“围猎”的指令，并用落地化的工作方案，积极尝试营造和构建一种适用于中国环境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彰显社会主义政权本色之余，亦寄望避免一些国家政权因为利益集团侵蚀而沦为寡头政治的教训。
习近平此举并非是为否认资本的合理性。“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既远迥异于中国古代抑制商人的形态，更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操作模式不同。习近平对于利益集团的警惕和防范，只是针对官商勾结这一积弊，而并非彻底否认资本家阶层的存在与现实氛围。
相反，习近平则是十分重视资本在中国经济活动的正当作用，为此不仅曾数度于不同重要政治会议上，提出“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透过《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等官方文件，来肯定企业家阶层之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这或可简述为一种希望商人紧跟政治，而非紧跟官员，希望商人为政策所用，而非国家利益为商人所用的形态构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近平眼里的“‘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这种一边“鼓励和发挥企业家作用”，一边又警惕“被利益集团‘围猎’”的创新关系模式，既不同于古代中国和毛时代那般否认资本、商人的合理性，也不至会令执政党乃至国家利益沦为像当下一些西方政治现象那样，即国家政治及民生福祉被利益集团不同程度俘获。尽管这种尝试的效果还有待时间验证，但同样不可置否的是，这种尝试正在影响中国，甚至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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