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吉密欧12月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对反腐的专注效仿明朝》的文章说，改革的缺乏将阻碍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走向成功。
西方对中共“长期”或“制度化”反腐保有疑虑（图源：VCG）
文章的本意或结论是好的，就是希望中国政府的反腐能够更加制度化。但是，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作者进行的一些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以及在比较过程中反映出的思维及文化差异，都存在对当下中国反腐比较片面、歧视性的认识。
正如吉密欧（Jamil Anderlini）所说，无论是明朝时期的中国，还是习时代的中国，都的确存在腐败、社会不公和官员不作为的现象。这是历朝历代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巡视人员和明朝时期的监察人员自身都有可能面临腐败问题。吉密欧甚至提到，他在中国生活工作的20年间就曾见过一些反腐的官员最后走上了腐败的道路。
文章提到的第二个弊病是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反腐机制缺乏独立性。在明朝，反腐也是自上而下，除了酷刑威慑以外，并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律法体系，也无合理的监察机制，完全是“皇权”说了算。所以那个时期的监察人员都成了帝王统治臣民的工具。
吉密欧认为，现在的中国也存在这种案例。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落马的官员都曾是不同政治派系的要员。一位中共高级官员私下告诉吉密欧，如果习近平真的想根除中国所有的腐败，中国95%的干部和官员都有可能坐牢，到时候就没有人帮他管理国家。吉密欧随即在文章中提到的了“官俸最薄”导致腐败的问题。
明朝朱元璋时期的低薪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如果不贪污，大明王朝的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现在的中国干部走向贪腐之路也和自身薪酬高低有关。文章提到，中国干部和官员都是“非民选”，加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腐败的问题是持久存在的。
另外，中国政治派系和裙带关系也很难和腐败问题撇清关系。
吉密欧认为，如果习近平想要解决腐败的问题，他就必须且应该重视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性改革。
总体上，吉密欧完全是从“皇权”的角度解读，将习近平反腐同中国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帝王统治等同起来。这种从历史角度看问题是好事，但难免又再次调入“权斗”的认识陷阱。
中国历朝历代的反腐历史，现在看具有一定的参照性，但绝对不是模仿或照搬。正如中共十九大代表、作家二月河所说，纵向比较，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这样的反腐力度。从横向比较，没有哪个国家反腐的难度和反腐的力度比中国高。
习近平时代反腐和封建时期中国帝王反腐最大的区别就是，
中共能够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加大社会监督与舆论反腐的力度。这种执政者和“人民群众”的纽带恰好是西方没有看到的。另外，中共也是一个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并不断修正和完善自我的政党，这一点是吉密欧等很多西方观察者看待中国反腐时没有侧重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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