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11日出席“2017年府会资安周”活动，言称数字科技的发展带来便利，也带来挑战，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因此她矢言要打造“国家级”的资安机制，建立“国家级”资安团队，推动国防资安技术自主研发等，以确保数字国土安全。
这是蔡英文继经济政策上喊出筹组“国家级投资公司”（台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半导体、面板、影视、离岸风电等产业发展上至少催生六大“国家队”之后，再一次以“国家级”的规格宣扬重大政策。族繁不及备载的还有蔡英文也曾声称要在竹北生技园区内设立“国家级”医院，应花卉业者请求，允诺将台南兰花园区转型成“国家级”整合服务园区、成立“国家级”种源发展中心等等。
由“政府领军”、筹组“国家队”为回应国际竞争，是蔡英文上任后多次宣达的产业发展模式
凡此总总，当“国家级”已然铺天盖地、包山包海，无非是蔡英文视各项“国家级”的资源挹注，为挽救施政民心的救命丹，另一方面，台湾社会也习于传统由国家以“家父长”式的带领，将介入市场运作的“国家级”视为定心丸，如此的“上下交相贼”，都让“国家级”一词成为了蔡英文代表的政府与台湾经济社会之间的一种“虚拟货币”，沦为坐地喊价，甚无担保；“国家级”究竟还留有多大实质意义的战略纵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
对照蔡英文11日在资安周上的发言，称“政府有责任不断地调整过时的法规”，如台湾行政院已相应成立资安处与资通电军指挥部等，这些机构设立的背后，实则为国家扩增控制行动的基础，这其实程度违逆了蔡英文于选前、以及上任初期时曾矢言建造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蓝图。
质言之，当初积极主张一个开放的、沟通的、“由下而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蔡英文，在第一任施政中期渐渐感受到既有的政治系统需求与政府能力过于碎裂，致使政策失能、无效产出的苦果丛生，在拿不出办法之余，客观情势终究让她选择走回“发展由国家带领的老路”（bring the state back in），回到复古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年代。
确实，过去台湾曾经同日韩走出一套“发展型国家”的经典范式，后继也曾牵引中国大陆省份群起效尤，台湾的经济在“国家主导”下，有过一段荣光。但随后而来的解严与推波民主化，虽成功松绑国家权威，但单一的权威不再后，致国家能力实质下降，台湾多元与民主的善果，反而让其后各项改革的进程缓慢、滞碍，形成“改而不能革、议而不能决”的政府困境。
殷鉴不远的是陈水扁当年欲重振国家能力推动多项重大建设，均已失败告终，而引入“民间兴建营运后转移模式”（BOT）在那段期间得到蓬勃发展，其实该是国家能力不足下的一种政府被动。
如今，蔡英文再次扬起“国家级”的号角，于每一个执政面向推动“国家队”概念，又能有多大的胜算？蔡英文以政府身先士卒的另一面，死而后已的风险恐怕也不比阿扁当年来得低多少。
蔡英文标榜的“沟通政府”，在社会需求与政府能力双双过于碎裂下，致使政策多失能或无效产出，渐招致社会不满
回到蔡英文当前执政的困境来说，选择“国家级”在观念上，对于蔡英文或许是观念扭转后的新的一波反动，也或可说是一种矛盾，即在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议题上，蔡英文戮力也多番尝试“由下而上”的社会沟通，但“国家放权”的过程却难与台湾社会长年习有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使得蔡英文政府的执政满意与信任度受到不小打击，最后迫使蔡英文必须向难以撼动的政治文化妥协，回头抓紧国家控制的大权，图力挽狂澜，但这样的转向，却也同步颠覆了蔡英文自己过去积极倡议“扩大参与”的执政理念。
总的来说，蔡英文的观念发生扭转，在于她最初低估了台湾从来都是由国家主导、社会附属的国社发展形式，但她此际选择重新走回国家控制的老路，在台湾“国家能力”依旧孱弱的当下，要重构一套“大政府”的作为，堪是“无米之炊”；是以，谓“国家级”是蔡英文的救命丹，其实也就只是一帖旧病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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