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内，欧盟与七国集团中的两个国家达成或者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与欧盟同意宣布实施双边的自贸协定（CETA）。双边将免除彼此之间98%的关税。加拿大和自己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一时间里，欧盟与日本就双边自贸协定达成一致，将建立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双边人口总计达到6亿人，GDP总额占全球19%，货物贸易占全球38%。
在普遍认为全球化进程遇阻的今天，七国集团中有六个国家在内部相互达成了自贸协定。美国被排除在外。
改变世界汽车工业格局
在上述几个经济体中，欧盟、美国和日本都是汽车制造业大国。加拿大因为受惠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过去二十多年中获得了大量美国和日本汽车企业的投资，成为世界上第九大汽车生产国和第四大汽车出口国，2016年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占加拿大全国出口总额的15.4%。
因为NAFTA带走了美国许多汽车行业的就业机会。为此在NAFTA重开谈判后，特朗普政权要求加强对美国汽车工业原产地保护，也就是说，希望提高加拿大汽车工业中来自美国汽车零部件的比例，以此来保证本国汽车工业的就业。
欧盟本来算不上是加拿大的出口市场。在2015年欧盟向加拿大出口了大约13万辆汽车，加拿大只向欧盟出口了7700套汽车整车或者零部件。但是在CETA宣布实施后，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汽车关税将在未来数年内大幅度下降。
欧盟汽车市场一直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汽车市场之一，其安全和环保规则十分严苛。而且各个成员国还存在各种明里暗里补贴本国汽车制造业的政策。不过，不论是在CETA和日欧自贸协议当中，欧盟都承诺将大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2016年，日本向欧盟出口了57.5万辆汽车（总额约90亿欧元），欧盟对日本出口的汽车为27.9万辆（总额为73欧元）。
如果CETA和日欧自贸协议履行顺利的话，欧洲汽车市场将会全面开放。在未来数年内，由于“尾气门”事件而出现的欧盟汽车产业调整、日本汽车的大量进口和电动汽车研发进入快车道，欧洲汽车市场将面临深刻而复杂的调整。
欧盟食品标准影响日加
受到几个自贸协议较大影响的第二个领域是食品工业领域。欧盟和加拿大都是农产品大国，但欧盟有着非常严格的产业政策，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很低。
在过去数年的TPP谈判中，日本安倍政府不惜以牺牲选票为代价，逐渐放低农产品贸易准入门槛，实际上已经为与欧盟的自贸谈判留出了余地，所以在随后谈判达成的条款中，日本基本上取消了对欧盟奶酪制品的关税（29.8%）和葡萄酒的关税（15%），并承诺实现猪肉制品的零关税，以及开放欧盟牛肉的进口。
从本质上而言，日本和欧盟的农产品市场虽然实现了双向开放，但日本农产品竞争力远不如欧盟。为此有人戏称日欧之间的自贸协定为“奶酪换汽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双边都以自己某个相对弱势领域进行了交换。
欧盟在农产品问题上与加拿大的冲突比较大。农产品本身是加拿大比较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占其出口总额4%左右。但其食品安全标准更多遵循美国标准而非更高的欧盟标准。例如，在使用农药和动物饲料等标准上，欧盟标准更加严格。
欧盟对加拿大农产品开放市场后，引发了一些争议，主要是担心会带来食品安全问题。不过加拿大本身的农产品总量相对欧盟市场来说并不大。欧盟在这一方面的让步不会带来太多的市场冲击。同时加拿大政府也承诺对145个欧洲食品品牌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这也算是欧盟在对等开放条件下获得的收益。有趣的是日本也承诺保护超过200个欧洲食品品牌，这等于是部分认证了欧盟食品标准。
CETA的内容如果仅仅从货物贸易上来看，加拿大获得的收益要大于欧盟。欧盟对其开放汽车和农产品市场，使得它在面对NAFTA谈判时获得一定的平衡空间。
但是欧盟在这一进程中也并非没有所得，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上，另外在政府采购、行业标准、劳动力流动方面都树立了标杆，从而加速了欧盟和加拿大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这一点相比美国在NAFTA重新谈判当中反复强调“美国第一”的做法，显然要高明太多。
投资者保护：欧盟模式领先
CETA和日欧自贸协议在设定“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ISDS）时的做法，为以后的发达国家自贸区谈判也树立了一个标杆。在TPP谈判中，ISDS被认为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条款，因为它将会赋予“资本诉政府”的权利，用相对夸张的语气来描述，就是赋予跨国公司起诉某个国家政府并且可能凌驾于其上的权利。
ISDS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当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后，一般可以通过所在国的地方法院进行诉讼，或者提交国际仲裁机构进行仲裁。1994年的NAFTA首次引入ISDS机制，提出设立一个常设国际仲裁法院（通常是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合国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进行判决。投资者可以不必走当事国地方法院诉讼流程即可在国际仲裁法院提出起诉。此举大大加快了投资案件的审理效率，受投资者欢迎，因而被引入TTP和TTIP谈判条款当中。
国际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是，ISDS的存在削弱了国家主权。这个观点对于美国来说未必是对的。虽然从1994年起遭遇到了77次投资起诉，但美国政府一次也没输过。
欧盟对于ISDS的态度比较微妙。在TTIP和日欧自贸协定谈判中，欧盟一边强调不得引入NAFTA式的ISDS机制，一边提议建立一个双边而不是多边的国际仲裁庭。例如在日欧自贸协议当中，将会建立一个包含日本和欧盟法官在内的双边投资仲裁庭。欧盟和加拿大在这个问题上也达成了类似协议，由双边人员组成的CETA委员会指定投资仲裁庭的法官。如此可以降低仲裁的复杂性，降低资本对于国家主权的挑战。
这样，目前在全球最新的投资争端解决方案上来说，欧洲模式不但落地，而且引领了时代潮流。NAFTA的ISDS模式怎么改，目前尚无定论，NAFTA模式看来还会跟欧洲模式较量下去。
欧盟挖了个自贸区大坑
欧盟在最近所达成的这两个自贸区协议，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当美国引领的NAFTA和TTIP谈判都进入僵局的时候，欧盟成功地与七国集团当中的加拿大和日本达成了全球化共识，这就意味着七国当中只有美国被孤立在其外，而其余六国全部处于欧盟标准的影响之下，或者彼此之间以欧盟标准作为最重要的参考标准。
欧盟挖了这个大坑，美国如果不想跟着跳，其国际贸易政策就要有所改变。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国际投资大国的中国不但正在和加拿大进行自贸区谈判前期研究，同时还和欧盟和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也需要认真看待欧盟标准。
欧盟的几个自贸区协议，真正对中国起到比较大影响的是自贸区协议的标准。在货物贸易领域，欧盟标准为日本和加拿大所接受，尤其是在汽车和食品行业的高标准，将成为中国与欧盟和加拿大在谈判双边投资协议或自贸协定当中设定的高门槛。中国在高端农产品市场上不太可能再具有和欧盟匹配的竞争能力。在汽车行业中，欧标也将对中国汽车的准入制造较大障碍。如果中国汽车产业想要进入欧洲，有可能不得不在欧洲设厂。
考虑到西方七国的各种自由贸易协议中已经建立很高标准，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政府采购和金融业开放问题上将面临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
最后，在投资仲裁问题上，中国将不得不面临欧洲模式的挑战。在早年中国与其余国家签署的投资协议当中，中国倾向于政府间仲裁解决的方案，而不是设立双边或者多边仲裁庭。随着双向投资的增加，中国逐渐开始接受企业在几个固定的国际仲裁庭进行仲裁。在与欧盟和美国进行的双边贸易谈判当中，均考虑了ISDS的情况。但具体是否会采取欧盟模式，还是双边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进，目前则尚未有具体的信息。
中国公司对于自己的海外投资权益受到侵害，能够针对投资目的国政府提出起诉的案例很少。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量越来越大，单靠中国政府防止投资侵权已经难以应付，新的ISDS机制的建立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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