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分析为理解美国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
美国，从一开始就轻而易举获得了其他国家要经过多少征战和积累才可能获得的自然实力。世界各地的移民，乘坐《五月花号》和大小船只来到美国，其初衷大多只是求生，在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自然实力中第一重要的人力，同时掠夺了原住民的土地。他们简直就是“思维实验”得出的“自然状态”中的天赋人权的拥有者和践行者。更重要的是，让美国在建国的第一天就具备了初步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其标志是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和1776年的“独立宣言”。
虽然如此，美国的崛起，也经历了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前者打出了一个“美国民族”，形成了美国人的凝聚力。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腾飞，一次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磨难，以及二次大战由置身度外到积极参与，美国的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得到极大提升。美国的建国理念，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及由此建立的宪法国家，对个人，特别是全世界的高端人才形成强大的吸引效应。社会实力不仅体现在国内，而且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美国的伦理实力开始显山露水。
战后，美国在自然实力、知识实力和社会实力的支撑下推行伦理实力，例如马歇尔计划，一步步将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上升为“自由精神”（郑永年），在世界范围推行普适价值。欧洲人在成为美国人之前，在踏上北美之日——轻易占有了印第安人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起，就已经犯下了伦理上的原罪，其他西方国家或多或少也犯有类似的原罪，如贩奴和殖民等。这些“原罪”为日后或真心或假意（有人这样认为）的忏悔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在内，西方世界在种种“后现代思潮”和前述忏悔意识的影响下，对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以及同性恋等特殊群体宽容，给予超国民待遇，被称之为“政治正确”。反基础主义、反“宏大叙事”消弭知识与逻辑，“后事实”世界干脆罔顾事实。
偏离社会，特别是知识实力的伦理实力只能是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往往适得其反。颜色革命既违背相关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给相关国家带来灾难和难民问题，也消耗了美国的实力。
“如果美国人受到直接的威胁和挑衅，他们将与对方决一死战，但维护跨洋的民主秩序可能最终变成一项抽象而代价高昂的事业”（卡普兰）。特朗普似乎看到了这一点，去意识形态化，生意第一，进而退出巴黎协定，放弃伦理实力，甚至放弃知识实力，1972年，美国曾经大力推动达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2017年，美国退出被称为联合国的“灵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退出TPP，把部分因科技发展所致的失业全都归咎于国际贸易，退回到原始的弱肉强食。
这种倒退被称之为“美式”韬光养晦。历史的跌落是如此强烈，在当下美国社会引发巨大的分裂，一方面“白左”成为贬义词，而人类起码的同情心甚至被冠以“圣母婊”，另一方面，白人至上甚嚣尘上，最近弗吉尼亚的骚乱充分暴露了这一点。此外，西方国家的出生率下降和低素质移民增加也在削弱其自然实力。世界公民的理念同样削弱其凝聚力。
一方面，美国实力犹在，特别是关于科技方面的知识实力；另一方面，美国的实力处于某种混乱甚至分裂状态。在自然实力，是民族的认同——白人，少数族裔，还是世界公民；在社会实力，是各阶层之间如何整合；在伦理实力，既有待坚守，坚守普适价值及人类的价值观，也有待清理，清理缺乏基础没有原则的“政治正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美国的上述状况归咎于“no zuo, no die”。
特朗普在2017全美祷告早餐会演讲[i]中表示，我们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移民体系，但是总有人会利用我们的慷慨大方破坏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观。那些移民我国的人要完全赞成我们的宗教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而且他们要弃绝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
2.
美国社会更深刻的矛盾在于，科技一往无前的发展，最终分裂自然实力和社会实力，以及让知识实力与伦理实力不知所措。
自近代科学革命后，各种科学概念与数学符号越来越多的出现于各种媒体，工业革命后，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掌握各种“科技黑箱”[ii]。近年来，科学概念越来越抽象难懂，科技黑箱虽然人机界面友好，但创新与制造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能够进入硅谷的精英中，美国人，即使加上其他西方的人才也明显不够，仰仗复杂性科学和计算机互联网的金融界情况亦然，只有全世界的精英才能进入科技前沿，进入高端金融界，并获得高的回报。
现实情况是，科技与金融这两个高端领域主要都在美国，然而美国民族，特别是特朗普致力于打造的美国民族中的大多数无力承担这一重任，因而也无缘享受高的回报。相反，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87.8%是由于自动化和技术改进[iii]。
科技与金融，是美国在当今世界傲视群雄的两个制高点。要维持和推进科技与金融，就要从世界各国继续引进人才，由此必然损害“美国民族”的利益；要保护美国的民族利益，就必须限制引进人才。科技的高度发展与民族的平均水平构成尖锐矛盾。
正是这一矛盾，分裂美国“民族”及由此构成的自然实力。最近特朗普的决定关上了80万精英经移民进入美国高阶的大门，令急需人才的高科技公司大为不满。对此，奠基于启蒙运动理念和现代性的知识实力也不知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决策，社会实力难以为不同阶层、白人与少数族裔、本国人与移民之间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而伦理实力本身实际上陷入矛盾与冲突之中。
3.
全球化是美国实力受损的第三项因素。一方面是低端常规的工作机会外流，另一方面是廉价商品涌入，二者的叠加侵蚀了美国的社会实力。中下阶层，在国内难以进阶到需要高智商的高科技和金融界，对外则竞争不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所谓“高人权输给低人权”（秦晖）。
不过此言没看到，在人权的底下还有经济规律的影响。在哲学层面，可以认为是世界范围资本、资源乃至人权的均衡、摊平或“熵增”。“世界是平的”，此言可以认为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最新注解。还可以联想起是一句名言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由此再次可见，国家实力与所处语境的密切相关性。
虽然扩张的世界秩序可能超出美国的掌控能力，但放弃掌控势必导致美国的衰落。如果没有共同的价值，西方体系将很难维持，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美国及西方战略优势的一部分。
卡普兰认为，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不能如中俄那样直接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必须凭靠理念主义凝聚其全球盟友网络，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中处于劣势，并且不仅在全球丧失道德号召力，而且也使得美国政治进一步走向分裂。“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特朗普在2017年联大的发言或许算得上是一种应对方略。
有必要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问题和弊病，并不是启蒙运动理念本身出了问题，问题是在道路和实践的层面。每个国家，无论东西、大小，以及处于发展的什么阶段，都存在将抽象的普适价值，与本国国情、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所处语境，以及特定的发展目标相结合的问题。正如桥梁垮塌、火箭发射失败，不能归咎于牛顿定律一样，问题出在将抽象、普遍和必然的科学规律，与实际、特殊与偶然的现实相结合上。
美国实力的起伏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前车之鉴。避免发生实力下降的出路是，其一，“no zuo”，官方语言是，不折腾。然而这是两难选择。在世界上捍卫和输出普适价值是美国实力的组成部分，维系这一实力又超出，因而损害了美国实力的基础。其二，顺应科技的发展；其三，全球化不可逆转。
后两条都要求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在科技发展和全球化中获利的人群适当反哺其他人群。虽然如此，科技发展与全球化的推进必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发生冲突。
就科技发展而言，本文尚未涉及人工智能；就全球化而言，尚未涉及虚拟世界；就二者的结合而言，尚未涉及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
这些难题，不仅是美国所面临，而且也摆在世界各国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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