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2月13日，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在香港出席港区人大主席团会议。两天前，王晨也在澳门出席了类似的会议。王晨在中共十九大后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会议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一地位和身份的加持，令其政治角色和活动增色不少。不过与其他诸位政治局委员相比，王晨或许仍然是最少受关注的一个人。
王晨进入政治局，令一些观察者感到意外（图源：新华社）
分析人士表示，王晨的“被忽略”，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所任职的中国人大在外界印象中有“橡皮图章”之称，与其他一些手握重权的央地大员难以相比。而且，其以往任职情况也少有注意。尽管如此，作为新晋政治局委员，中国权力金字塔顶端的25人之一，其角色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
王晨入局“高配”？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人大副委员长进入位高权重的政治局的配置，似乎有不甚合理之处。接受中共领导的人大系统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相对“虚置”，多是对已经成型的决策进行国家层面的确认，因此以“橡皮图章”来形象虽然很夸张，却也比较形象。
在中国人大委员长已是政治局常委的情况下，“二把手”再任政治局委员，似乎权力配置过高，缺乏发挥实际作用力的制度设置。而且同样由正国级领衔的中国政协的“二把手”，就不是政治局委员。
另一方面，安排中国人大“二把手”入局似乎也有合理之处。
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重要性在于对中国根本事项的决定权。尽管关于各种事项的决策形成依赖于执政党的运作，但在程序上都需要人大的最终确认。而政协系统的重要性则表现在统合中国各方，以及对国家治理的建议。
在中国人大委员长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后，再安排其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进入政治局，正是说明了中国人大的重要，也体现了执政党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一体性与契合度。
这一制度安排大体上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中国当时发生的“六四事件”之后。1983至1988年担任第六届中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是政治局委员，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陈丕显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却不是政治局委员。
1988年至1993年担任第七届中国人大委员长的万里是政治局委员，其副手习仲勋同样成为政治局委员，出现双政治局委员领衔的配置。万里之后的乔石则已是政治局常委，而第一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配置则维持不变，以至如今。
可见在此期间，中国人大一把手和二把手在中共党内的地位逐渐攀升。这可能也反映了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治国理政的制度变迁。
从知青到国家领导人
王晨生于1950年，中共十九大时已经67岁。他在1969年中学毕业后正值文革，被调赴延安成为一名插队劳动的知青。当时同为延安知青的还有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十八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据报道，王晨是习近平被推荐上大学的具体运作者。他比习近平年长3岁。在习近平仍是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王晨成为了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力争习近平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让他得以进入北京清华大学就读。因此对于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王晨是早年一位比较关键的人物。
从1974年至2013年，王晨一直在新闻宣传领域工作，曾任光明日报社记者和总编辑、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
2003年中国“两会”期间，王晨从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当选为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后来又兼任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目前在中国人大的官方排位中，王晨是排名第五的副委员长。不过在其取代李建国成为副委员长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后，料将在2018年中国“两会”后成为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以完全姿态正式开始五年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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