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写过《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与已经卸任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关系甚深的中国作家二月河，曾在一次采访中，意味深长的说过一句“京官难当”。熟稔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二月河，感慨“京官难当”这四个字并非无稽之谈，空穴来风。今日，北京一系列关于城市治理上的措施和手法，成为“京官难当”这四个字的现实佐证。本文暂不谈这些治理运动过程中，那些对错与争议，只是想去问一个问题，在中国，“京官”为何难当？
首先要说明，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京官”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在中央政府任职的官员，相对于“外官”亦或“地方官”之称呼，在今天即在中央部委任职的官员。其二，是指在首都所在城市任职的“地方官员”，放在今天，就是“首都北京市官员”，尽管有“京官”之称，却也只是地方官而已。相比身居中央中枢职位的“京官”，北京官员因为身兼“中央”与“地方”任职两种特点，更为难当。
对于北京的争议，民众批评的并非“首都无小事”，而是“手段运动式”（图源：VCG）
如何理解“首都无小事”
相较于其他地方官员，北京官员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和理论水平，懂得政治，并且擅长“领会”到中央精神。这些特质是普通地方官员难以具备的，是需要在北京这种政治氛围能长时间培养熏陶而成。 其次，在执行力上，与一般的中央部委官员不同，北京的“区委书记们”直接临土治民，管理庶务，又是“地方官”。政策的执行能力较强，这在中国政坛上往往被视为衡量官员能力的最重要标准。但是能力越大，就意味着责任越大。
今天北京官员身上的政治压力，舆论压力和经济压力，丝毫不必他们的前辈们少上半分。不同于地方，作为首都，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引人注目。就以入冬后北京政府在清理低端人口，拆除天际线运动的表现来看。熟悉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人可能都清楚，这种事情，在中国其他三十个省级行政区，一定都曾经或多或少的发生过。甚至不排除一些同类事件的严重程度，相较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为何独独这一次，北京遭到千夫所指，不得不尴尬收场？
因为这里是中国的首都，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正如北京市委书记所说，“首都无小事”。但是要提醒的是，这里的“无小事”的对象，不仅仅是民众，也包括政府。这句话是北京官场的明规则，只有深刻理解这句话，才能理解北京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如果在北京为官如此之难，为何中国的官员们，仍然以“做北京官”作为毕生追求之一？这还是源于相较于普通的地方官员，北京官员通常都能得到更好的仕途图规划。在级别上，中国各个省份、地级市都设有“区”这个单位。按照中国政治级别划分，中央直辖市（如北京）市委书记属于正部级，其下设区的区委书记，属于正厅级；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属于副省部级，其下设区的区委书记，属于副厅级。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属于正厅级，其下设区的区委书记，属于正处级。 也就是说，同样是区委书记，“京官”的先天优势就高于地方区委书记一筹。级别的提升，更有利于他们从北京走出去，成为其他省份的高级干部。
以史观今 明清京官也难当
京官难当，不只是在今天，翻看历史，无论历朝历代的首都选择在哪里，在首都任职官员们都不好过。
从明清开始，帝国的首都就设置在北京，当时管理的机构娇顺天府，掌京畿之刑名钱谷，并司迎春、进春、祭先农之神，奉天子耕猎、监临乡试、供应考试用具等事。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顺天府所管辖区县虽然在直隶总督辖区内，但是直隶总督却无权过问。也就是说，因为政治上的特殊性，北京官员一直是有别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第三“类”。
但是，政治上的高度特殊，带来的结果却是与其他地区，尤其是江浙等地区官员相比，京官的俸禄极微薄。清朝官员实行的是低俸制，根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文武京官俸禄，正从一品俸禄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曾有数据将这“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换算成今日之物价，大概等同于人民币两万多元。如果仅靠这些收入，很难想象如何去维持一个家族的温饱。此外，京官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明清时期他们无法直接贪腐获利，比如一个七品官员，可七品官放到京城里，就是权力系统内的最底层，他们的合法收入（工资）是45两银子，顶多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的物价比地方要高出几倍，想要在京城过日子，仅靠政府给的这点薪水，是很难养家糊口的。
当然，这种贫穷是明清时期官员制度带来的负面结果，不过如果翻看历史，可以发现，对于“京官”而言，他们更大的担忧不是温饱上的，而是政治上的风险。这种政治风险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于京官的能力和品德要求，中央政府的标准是高于外官的。明清两朝，就有专门针对京官（包括中央官员）的“京察”制度，即对京官进行严厉的考察，又称内计。考察甚为严苛，对于一个京官的年龄，能力，品德进行全方位的考评，一旦有不达标者，即被送往吏部弹劾，而贪酷则可随时题参，革职拿问，永不叙用。这也是前文很多京官仅能靠微薄俸禄“温饱”的原因之一。在明朝万历年间，“京察”甚至引发了当时朝廷内阉党和东林党的党争，史称“京察之争”。
对于京官而言，另一个政治上的风险，就是一旦出现政治波动，因为身处首都，京官往往是最容易被波及的群体。最明显的例证是1966年，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因为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随后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等市委负责人的职务全被免除，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班子被彻底充足。而新组成的北京市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难正常工作，很快就陷于瘫痪，不到一年就被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取代。可以说，北京市委的命运，成为文革动荡十年的一个缩影。
无论如何，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性，决定了“京官难当”今天，以及未来，都将是中国政坛一个政治话题。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命题，再一次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官员治理能力亟待现代化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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