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位低调而不显赫的学者，但是我越是年长和在西方生活越久，越感受到父亲那被遮蔽与尘封的人生，是我们应珍惜的真金。
父亲于1946年考取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研究生，在近三百名应试者中，父亲是仅有的三个被取者之一。三人之中有一人因英文阅读力不近人意，被陶孟和所长潜去，另一人在“肃反”运动（1954年）中不知去向。父亲作为硕果仅存的一个旧时代产生，又是党外人士，在中央研究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后的经济研究所耕耘近六十年，其中的苦乐仅为少数人所知，也是他低调一世的写照。
1948年新旧政权转换前，一部分人选择去往台湾。父亲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了护院斗争，为了保住中研院的财产和资料免遭打劫，地下党在我家给参与护院的人（记有巫宝三伯伯、彭泽益伯伯等人）分发了枪支，其时我尚未出生，两个哥哥分别为三岁和一岁半。多年后，中共政府实行退休和离休不同待遇，竟拒绝给予他们离休待遇，而不少人在解放军进城时，不过是去喊过口号、扭过秧歌的少年人，也闹到了离休待遇。父亲和巫伯伯、彭伯伯一系经济学人拒绝去闹，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区别待遇的制度本身就是不公正的。
1952年中央研究院整编为中国科学院，自南京迁往北京。父亲作为四人先遣小组之一员，与陶孟和、竺可祯和李四光三位院长先行到北京，并独挡一面地做起了总务主管工作。在繁重的迁院建院事务中，父亲谋略有余并身体力行，累到病倒、吐血都在所不辞，但院里有意要留在院部，掌管全院的建院事务，父亲却执意不肯，他要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我至今还记得幼时住在中关村，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我有我的（研究）计划。”那时父亲每晚饭后都去所里看书，并做了大量的研究卡片。
1958年，父亲的两篇文章相继在国内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
【北美农业经济概况】——《经济学动态》1958
【关于日本农业生产的资料】——《经济研究》1958年01期
毛泽东看到后，在高层会议上说：“······写得有理有据，很好！”又说：”一家几口人，几十公顷田，拖拉机、收割机都是机械化，还有种子公司、肥料公司······”最后说：“我们的农业将来就得学美国他们那样。”
与会者中化工部副部长王稼祥其后向内部做了’只许听，不许记，会后不讨论、不传播’的传达，听传达者中有人到美国后巧遇我的哥哥，将听到的毛的原话转述给他，并将此一奇事写成文章，载于“石氏基金会季刋”。说此事奇，是因为只抓阶级斗争的毛，看过专家的文章后，也说过那样的话，而其后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父亲一辈子都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作为党外人士他后来被禁止看国外的期刋和报纸杂志，尽管有些期刋除他无人能读。父亲无法继续他的研究，只得要求换研究课题，从农业经济组转到思想史组，至此父亲又开始了他的新计划。
在研究《资本论》的方法时，父亲发现不懂德国古典哲学就看不懂马克思，因此他阅读了大量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罗素等人的著作。又在研读中他发现《资本论》的中文译本存在大量错误或不准确处，因而萌生了重新翻译《资本论》的计划。为了正确理解原文，父亲自50岁（1967年）开始学习德语，后来他的书桌上永远同时摊开着《资本论》的英文、日文、俄文、德文与中文版本。之后则陆续推出了他的【关于《资本论》翻译问题的商榷】，和【《资本论》研究的方法】，以及一本关于凯因斯经济学方法的译着，由于父亲不同意书中的观点，译者名只用了化名，日后著者来访中国，父亲则推说身体不好，拒绝去与其会面。
1978年，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胡瑞良伯伯邀父亲、经济所所长及社科院副院长三人，分别为首届研究生讲授大课，父亲讲授的主题是“资本论的研究”，与会者除全体研究生，还有许多报社的记者。父亲的演讲受到轰动性的欢迎，课后他被团团围住，人们提问了很多问题。其后学生们自动发起为讲课者打分数，他们给父亲打了95分的高分，而副院长和所长的得分则分别为60分（将及格）和40分（不及格）。那是一个万木扶苏的短暂时期，后来许多人关心的问题都不止于学术问题了。而父亲仍然默默地做他的学问，偶尔为某些眼睛只看着上面的人做些事情。父亲做学问从不为名为利，只有慧眼识珠和不谋私利的人才理解他，如孙冶方所长曾不止一次对人说：“做学问，搞科学研究要像沈佩麟那样做。”
毕竟年事已高，父亲不可能完成他自己的计划了。他常常叹息一生里被浪费了太多时间，也常常叹息我们蹉跎的青春和被耽误的学业。父亲一生好学不倦，永远吸收新知识，李云伯伯称他是’walkingencyclopedia’，他是当之无愧的。父亲19岁因肺结核病住院治疗，其间未间断地学习日语和英语，为他治病的英国医生看到他订阅的英语学习期刋，感叹这个年轻人的学习精神，常常与他交谈。无论前途与未来怎样，学习和看书是第一需求。我在雁北高原的土屋里坚持练琴和学习英语，都是因为父亲的影响，手不释卷是父亲带领下的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方式。
父亲热心助人不求回报是人人皆知的，我把别人称赞说他像个’活菩萨’早已不当回事。而他两次不惧危险救助顾准伯伯免遭造反派毒手，才令人啧啧称奇。一次是北大经济系的红卫兵来经济所造反，有人狠打顾准伯伯耳光，在场人只有父亲站出来大喝：“不许打人！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些人居然住了手，后来聂宝璋叔叔对父亲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子？他们要是连你一起打了怎么办！”顾准伯伯和父亲将他们之间厚重的友谊深埋不露，是为父亲免受牵联。父亲最大的遗憾是顾伯伯未能看到最后。父亲的孙儿女们现在常常会说：“爷爷最伟大之处是没当右派。”他们哪里知道，以低调再低调换取生存，父亲保住了我们家这一叶敝舟，在惊涛骇浪中没有翻履。但父亲一生对“捧臭脚”深恶痛绝，也造就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
阿爸，现在可以让你欣慰的是：你的儿女靠着自己的努力，都有了自己的一片天，不仰谁的鼻息，更毋需捧谁的臭脚。阿爸，我好像又看到了你那慈爱的微笑，我们爱你，亲爱的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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