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韬晦几十年来孜孜于教书育人，承继新亚书院民间办学的传统，创办法住机构，自创「性情教育」，为早已忘了根在哪里的中国人找回底气，在市井的灯火辉煌之间，寄居国学经典的人文教育，以及对文化的承担和使命感。
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恐怕是一个彻底「非主流」的人。他六十年代走进香港新亚书院，翻四书五经，念儒释道法，跟从钱穆苦心存留在香港的一脉国学传统。后来，他成了新儒思想家唐君毅的入室弟子，从儒学到佛学，著书立传。再后来，在香港纸醉金迷之地，他成立法住学会和书院，开讲座，设课程，出书籍，卖的、讲的，都是少人问津的孔孟老庄、修身养性之道，一办就是二十六年。他还在南洋、中国大陆自办学校，从六岁的小朋友开始，自己培训老师一对一地教。
同道中人劝他专心修学，可成大器，他却偏偏看不过世间张惶，年近七十仍孜孜于教书育人，希望用自创的「性情教育」让早已忘了根在哪里的中国人找回点心安的底气。他是霍韬晦，「非主流」的思想家，「非主流」的企业家，但却深信可以影响主流社会。他要在这个消费至上、阶层森严的主流社会里，打开一些什麽，灌输一些什麽。用他自己的话说：「发现性情，给漂浮的灵魂一个根，让人脚踏下来，心灵打开。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霍韬晦五十年前来到香港，最初念的是中文系。「开始梦想做个作家的，写文章写诗，很浪漫」。但那是个动盪的时代，无论个人生活的磨练，还是家国社会的变迁，都让他感到痛苦和迷茫，「感受到社会和时代不知何去何从，个人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对前途找不到信念」，霍韬晦于是从中文系考入新亚研究所，师从唐君毅，开始从文学转向哲学。
一九五零年，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抱著为中国文化继绝学、开新命的理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大家纷纷来到新亚书院任教。「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新亚校歌历代传诵，「新亚」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民间办学的一个时代象徵。「新亚研究所当时每一届招十个学生。我听得多的是老师唐君毅和牟宗三的课。」
回忆起唐君毅时，年近七十的霍韬晦脸上的表情，彷彿回到学生时代，简单的敬仰。「唐先生眼光很远，学问很大，更重要的，他有一种对文化的承担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他的著作里常常表现出来。「一九六零年，我还没有进新亚研究所，就读到唐先生一篇文章《说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很感动。这篇文章写得非常悲切，深刻的痛惜之情很打动我。当时，身边很多人都在移民，我们认同西方文化，什麽都以西方做标准，以移民到国外为荣。唐先生却给我保守的价值。当时世事无常，人人都觉得保守不好，崇尚进步，却不知道保守是首先要守住自己，守住自己的人格，守住自己的信念、文化。能守住才能往前看，不然的话，只能永远跟著现实来转，立不定脚跟。」
一句「立定脚跟」，几乎成了霍韬晦一辈子的追求。脚跟应该立在哪里，是西方所强调的理性、制度，还是中国文化诉诸的内心修为、个人性情？「苏格拉底和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讲理性，一个讲仁义，两千年后他们碰撞了。中国这时大败。因为西方沿著理性的道路一直下来，产生了巨大的技术文明。但中国文化是向内的，技术力量停滞在工业革命后。……」
五六十年代逃亡到港台的国学大师，在文化学术的命脉上，延续了中国的香火。却也在偏安一隅的小海岛，看家国动盪，人道沦丧，沉痛不已。其时年轻的霍韬晦亲见的，也概如是：「从五十年代反右到六十年代大跃进，我们见到广东很多人翻山越岭来到香港。当时我还年轻，许多次带了一袋一袋的麵包到罗湖边境送给逃过来的人。之后就是文革，整整十年。当时香港没有几个人没有寄过粮食啊邮包啊给大陆的亲人。我也一样。我第一次回到大陆正是一九七八年，记得很清楚，离开中国超过二十年了。文革当时才刚刚结束，记得很清楚，在那里吃的包子都是黑的，很粗。亲人都吃得很差，庆祝设宴，想尽办法也找不到一隻鸡来吃。很伤心。我读了许多经典里美好的中国，现实的中国让人很难过，太难过了。」「我临走那一天，正遇上他们放炮仗，因为『小邓』出来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麽，但老百姓好像都知道，『小邓』出来，就有希望了。」
如老百姓所预言，「小邓」果真带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们称其为中国千年未有之盛世。物质空前丰裕，生活也空前地自在了。「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我很富有，但我不开心；我很自由，但我不开心。」霍韬晦说，中国表面的发展很快，根子里的东西并没有跟上。很多人有钱了，但觉得人生没意义了，走进他们的内心，仍然是一片沙漠。
「我们全盘接受了西方的东西。但西方的理性经过了最强大的阶段，发展到现在，本身已经出了问题。西方人强调理性。从古希腊开始，逻辑理性、思辨理性、认知理性、科学理性，很清楚的一条线下来，然后到启蒙理性。但二十世纪之后，理性更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是堕落成为工具理性。过去人讲创造价值，讲上天堂。但到现在没有了，价值大颠倒，而理性过于精巧，变成一种欺诈的手段，金融海啸就是这样。」
「你问我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是文化。这是我办学的原因。」霍韬晦认为，在制度发展到今天，工具理性甚至开始反噬人的心灵的时候，应该重回诉诸内在修为的中国经典哲学，找回我们的大动脉，在那里站稳脚跟。除了著书立说之外，他选择了办学育人。他提出「性情学」概念。
「性情，性就是存在。情是通，跟人的心要通，通情就是通心。工具理性的社会，存在都是个体化的，一个一个的个体，彼此戒备森严，每个人都活成一座孤岛。性情不是这样，性情是开放性的生命，感动的生命，跟别人能够好好相处、沟通的生命。不是交换，而是彼此通透。把自己放下，关注别人。孔子讲仁，仁就是性情，就是让你了解你自己，给漂浮的灵魂一个根，让它脚踏下来，知道自己在哪里。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
在没有政府和大财团资助的情况下，霍韬晦八二年创立香港法住机构，八七年创立法住文化书院，主持多项国学及佛教课程，坚持至今二十六年。霍韬晦说：「法」是道理、真理，「住」就是一直能够延续下去，「我希望一切对生命的成长有支援、有启发的文化都得以流传、开发。」
香港回归后不久，他又在中国大陆开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在广东省罗定市，霍韬晦开办第一间学校「喜耀粤西学校」，带过去「性情教育」的全套课程。喜耀学校教国家规定的课程，也教性情。刚开始，家长们都很担心，老讲性情会不会影响考试，无法升学啊，但现在，喜耀粤西学校已是当地成绩最好的学校之一。
霍韬晦说，在香港也想推广这种办学理念，但向政府申请两次，盖学校的钱可以筹到，地却没有，于是无法实践。只得租用写字楼，在两层楼的法住学会，把书香一点点传播开来。
国学寄居于市井
法住学会和文化书院如今座落在油麻地庙街附近一个写字楼的六楼，楼里邻居都是美食美容的店铺，楼下几步就是喧闹的庙街街市，日日夜夜灯火辉煌。市井之间，次第而上，国学经典寄居于此；应试教育束缚了许多孩童，还有人坚持「性情教育」，让古代经典在今世俗尘中复活，救赎人心。霍韬晦说，这些努力，如唐君毅先生在世，定是支持，他的理想便是不但有儒家的读书人，还有儒家的商人，乃至社会百业都能以儒家学问来成长、滋润，这才显示儒家的生命力存在于这个社会。
如法住门口两幅对联，霍韬晦手书：「天下滔滔淘尽几多名利客，河山寂寂相逢何需读书人。」「学问要活，要通向生命。」
霍韬晦，1940年生于海南，1945年举家迁回广州，1957年赴港。1964年起随唐君毅修学，1966年毕业于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69年赴日本大谷大学修读博士课程。1972年返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师。1982年在香港创办法住机构。1995年创立「喜耀教育文化基金」，迄今筹款已近港币一千五百万元。1999年，于中国广东省罗定市创建喜耀粤西学校。现为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近年三度在凤凰卫视主持「霍韬晦讲《论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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