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落幕，“保姆纵火案”开启。同样的“声嘶力竭”，同样的“浩浩汤汤”，同样的“重判渴求”。不一样的或许只是，一个家庭“失去女儿”，而一个家庭失去“妻子儿女”。如若撇开悲剧本身的规模，或许对于“江秋莲”和“林生斌”而言，都将面对生不如死的残局。
从家属的角度上而言，要求“重判”或许是人性中最朴实的一种夙愿，这无可厚非，也值得理解和同情。但对于舆论而言，一面是媒体事无巨细的对真相的挖掘，一面是大众情绪江湖式的发泄，这其中的纷争与喧哗里，到底在争什么？或许真不是一句简单的“正义追问”就能盖棺。
不管是“江歌案”还是“保姆纵火案”，能引发社会舆论的关注，并且能持续的聚焦，这无疑算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我们除却能看到，作为“正义围观”的朴素光芒，也能感受到人们对于普世价值的基本渴求。就算这种正义中的纷争，对于案件本身的走向起不到任何作用。但对于生者而言，除却是对行为约束之外，也是一种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温暖。
法律有法律的正义，道德有道德的正义，站在长远的维度上验证，只要是对社会和个人有益的，都应该被尊重和接纳。并非说谩骂的舆论就一定会导致恶果，也非说法律的审判偏离道德审判就是坏事。很多事情，不能单单看眼前，而要望向远方。
或许，对于死者家属而言，只有凶手以命相抵，才能告慰自己死去的亲人。但对于大社会而言，除却“情绪正义”以外，更需要的是一种“程序正义”。一个健全的社会里，道德和法律从来都不背道而驰，而应该是相辅相成。但这并代表，道德可以代表法律进行审判。
陈世峰被判20年，很多人在探讨民意和司法谁占上风，这实际上真的很无聊。入狱20年，这种结果虽然在国内的舆论环境下不尽人意。但对于在日本大多数杀人案件的判决中已经属于“重判”。这倒不是说，这种判决就一定是“很正确”。但起码说明，这一判决的过程中，司法做到独立，并没有受到舆论的裹挟。
另外，各国的法律对于同样的案情，处罚的措施和量刑确实不同。这跟正义与否并没有关系，或是与纵容犯罪也没有关系。因为一项法律的通过，不仅仅是民意的调研，更需要从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反馈。相信对于大社会而言，惩治只是手段，目的是希望犯罪减少，而非增多。
当然，谁也不能断定，对于同样的事情，“惩罚重”或“惩罚轻”，那个更能起到减少犯罪的发生。尤其，各国的制度、国情也存在区别，就更不能去轻易裹挟。所以，面对“江歌案”和“保姆纵火案”，都是杀人的凶手，但因为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处理结果自然就会出现差异，但这不代表法律本身的偏见，而是依照的律法有区别。
不过，从舆论的“重判渴求”对案情的左右层面而言，相信在“保姆纵火案”中的影响会超过“江歌案”。一个是“国内案”，自家门口好喊打，一个是“国外案”，哭死喊死也是隔岸观火。这种情况下，“保姆纵火案”的审判结果，可能容易和舆论情绪达成共振，完成一次“正义上”的结果认同。
不过，我们还是能清楚的触摸到，舆论为何要对“保姆纵火案”继续追问。
其一，公共事件中，终将邪不压正。即便很多时候，正义不一定能得到伸张，但对于多数人而言，还是希望活在正义的社会里。这是作为社会人，基本的自我保护和客观的自我认知。说到底，大社会安全，自己才能安全。道理很简单，但却很不安。
其二，保姆行业日渐发达，不严惩是对保姆行业的不负责。城市的快速发展，保姆已经成为大都市里不可或缺的一个职业。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严惩”，总会让雇主和者保姆们心存芥蒂。虽然是个体的原因，但舆论情绪本来会渲染，自然就会引发群体性失信，这很可怕。
其三，好雇主遇上恶保姆，不严惩好像都对不起良心。从事件发生后，舆论一直都在说，林家对保姆很好，还给借钱花。这种情况下出现恩将仇报，着实让人感到心寒。于此，如若不重判保姆，或许也是对于人性是非的一次逻辑上的粉碎。
其四，多条人命，不重判难以震慑恶的存在。比起“江歌案”，“保姆纵火案”更加惨烈，这个无需多说，任何人格健全者，都不会容忍这种恶行的存在。
其五，人性确实是幽暗的，人们害怕成为保姆，害怕成为死去的林夫人，也害怕成为活着的林先生。正因为如此，必须捍卫该有的正义。
是的，每个人都是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环。每个人所能够决定的，也只是自己能掌控的事情。至于最终的结果是好是坏，多数凭借的是自我的造化。但这绝对不是被动选择，只要每个人争取“道义上的正确”，“理性中的克制”，相信好的因果关系就会概率大一些，这或许也算是“重判渴求”的价值所在。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