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旧事一芜城，故国飘零百感生。柳影天涯随去辇，杨花江上变浮萍。”已经落马近6年，在秦城监狱呆了4年多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日再次频繁出现在中共的官方话语中。
2017年最后一期（2017年第24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表题为《重庆：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文章，再次点名薄熙来，称：“薄熙来在重庆自立旗帜、标新立异，搞‘独立王国’”。有独有偶，此前几天的大连市委的一次专题学习会议上，也再次提到“肃清薄熙来流毒”。
重庆模式中的“独立王国”
2007年10月的中共十七大上，有着“红二代”标签的薄熙来成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卸任中国商务部长，于2007年11月30日正式主政重庆。
薄熙来到任之后，提出了建设“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即“五个重庆”规划。之后“打黑”、“唱红”、“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三进三同”、“大下访”等等政治热词频出，短短时间之内“重庆模式”浮出了水面。对于“重庆模式”，外界知道最多的大概就是“唱红打黑”，这也是薄熙来最用心的地方。
无论是紧密的战友关系，还是翻脸无情的仇敌，薄熙来和王立军之间的私人关系一直凌驾于官场正常关系之上（图源：VCG）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简称“唱红运动”或“唱红歌”，官方简称“唱、读、讲、传”，是“唱红打黑”运动的第一部分，用“唱红”来进行道德教育。至2012年2月，红歌演唱活动共进行25.16万场，共1.82亿人次参与。2011年6月29日，为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在奥体中心举行的（重庆）中华红歌会，来自中国各地的108个合唱团参与表演，全场演员及观众共计10万人，俗称“万人红歌会”，连到访重庆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前来“红歌会”捧场。
“打黑”是“唱红打黑”运动的第二部分，是指“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有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5月1日，打黑行动已抓获涉黑涉恶人员4,781人，14个涉黑涉恶团伙受到致命打击。在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率领下，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原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原经侦总队总队长赵利明、原市交管局局长陈洪刚、市煤监局副局长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员相继落网。《时代杂志》将此次行动形容为“中国的21世纪大审判”。
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展开的同时，薄熙来也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政绩”。一次次媒体见面会和社会知名人士论坛在重庆召开：“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唯一生机”，“重庆模式是中国的希望”，“重庆模式”——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实践”，“重庆模式是中国必然的选择”，“重庆模式从‘GDP旧政’走向‘民生新政’”……“重庆模式”可谓风生水起，成为了“中国模式”的未来版。当时的“政法王”周永康等一众高官或到重庆助阵，或在北京和各地应和，一时间重庆风头盖过了北京，俨然成了中共“第二中央”。
2011年11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出国外访，薄熙来则越权在重庆举行军事演习。当时的部分军中高层和地方大员前往，而当年中共建党90周年庆典期间，薄熙来率领重庆“红歌”歌唱团到北京表演，也有军中高层出席演唱会并和薄熙来登台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种赤裸裸的“山头主义”明显犯了中共的大忌。
薄熙来落马之后，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他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没有经过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而是拉帮结伙，掀起了中共内部一场“路线之争”。“唱红打黑”不仅被指是薄熙来擅自掀起的一场文革复辟运动，更被指其最终目的是冲击中共总书记职位的策略。
2012年2月6日，王立军因为那著名的“一巴掌”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它不仅让薄熙来的“目无中央”最后一次“发扬光大”，也吹响了薄熙来落马的号角——王立军前脚到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薄熙来后脚就亲自指挥当地武警和警备区的兵力将美国领事馆包围。这就是著名的“薄王事件”。
2012年2月15日，《华盛顿时报》发表的资深媒体人戈茨（BillGertz）的报导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出逃美国大使馆的王立军向美国方面提供了中共高层腐败的材料，其中包括薄熙来的材料。而薄熙来的政坛把柄主要在落在重庆和大连。
大连的形象工程
从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到2012年3月落马，薄熙来从政30年，其中有25年在地方——一5年在重庆，20年在辽宁。20年中，有超过15年的时间在大连（从1985年6月兼任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到2000年12月从大连市委书记转任辽宁省副书记）。
薄熙来1988年2月进入大连市委常委，之后历经大连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直到1992年成为大连市代市长、副书记，1993年起任大连市市长，1999年成为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大连的8年，被媒体与大连人称为“薄熙来时代”。
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间，家人为确保薄熙来晋升为中央委员会成员，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运动。他们委托作家把薄熙来描绘成是“亨利·基辛格一般的政治家，有着阿尔·戈尔的环保意识，获得民众对戴安娜王妃般的爱戴。”
虽然有宣传活动，但薄熙来在辽宁代表团却没有席位，最后要由薄一波帮助他在陕西代表团获得席位，但当时的薄熙来始终无法晋升。此外，薄熙来在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候选确认票中位列倒数第二，这让他遭受到重大的政治尴尬。据说薄熙来未能当选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普遍反对裙带关系。
担任大连市长时候的薄熙来（图源：大公网）
此外薄熙来在从政期间一直高调张扬。在大连金县任职时，他就曾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的入口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曾有媒体称其表面上是纪念上个世界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实际上是标榜自己。在大连时，他不仅修建了这个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大连星海广场，而且修建了象征封建帝王权力的华表，他还把自己的脚印经青铜铸就后刻在广场边上。
薄熙来同时借大连百年大庆（1999年9月19日）之名，在大连市劳动公园里修建了“百年世纪仓”，把自己题为“给未来100年后的市长的信”（给2099年大连市市长的亲笔信）、江泽民的题辞“百年风雨洗礼，北方名珠生辉”与当天凌晨出生的男女婴儿的手印、大连国际服装节VCD光盘等一起，挖地三尺，埋在仓下，以便后代欣赏。
1992年到1995年，大连实德承建了星海广场、大连胜利广场、金石高尔夫球场等多个大连的标志性建筑工程。而实德集团的原董事长正是后来与薄熙来案有深度交集的徐明（2015年12月4日，出生于1971年的徐明因病在狱中去世）。2003年，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被记者当面质疑：大连的星海广场、人民广场、奥林匹克广场等通常占地颇大且花费不菲，这是否为政府面子工程?薄熙来回应时说“城市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一个经济问题，而非所谓的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
与实体建筑相对应，薄熙来任职大连时力推的“骑警”也被质疑为是“形象工程”。大连市政府在1994年底成立了女子巡警大队，成员平均年龄23岁，配备4辆警车。第二年，大连市公安局又投资了105万元，购买了英国纯血统警马11匹。
大连年鉴上写道：这两支队伍隶属于大连市局巡警支队，主要负责日常巡逻及重要节庆、外事的礼仪、巡逻表演等任务。后有大连市退休警察赵明公开质疑“女骑警”是形象工程。赵明表示，一面是警察同志低保障、超负荷的“鞠躬尽瘁”，另一面却是固守投入和回报严重失调的“养马待命”。他认为，从实战要求出发，这些女骑警骑马巡逻，不如骑个摩托车或自行车更实用。
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刑无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先他一年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夫妇双双身陷囹圄，世人皆知。
2012年5月，原本在重庆市区随处可见的“五个重庆”宣传牌被全部取下，以新的“创模”口号代替。在此之前，重庆市公安局早已实施全面铲除王立军的痕迹，取缔其照片、题字等。2016年8月5日，在大连市星海广场举行的中国国际啤酒节结束，拆除大棚时广场的华表一同被拆除。当时有网民认为，这象征着大连的薄熙来在大连和重庆的时代彻底结束。但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薄王遗毒与薄熙来流毒
从2017年2月11日中央巡视组回头看、批评重庆政坛“清除薄王余毒”不彻底开始，“薄王余毒”一直是笼罩在重庆政坛天空的阴影，直至2017年7月，重庆市继任市委书记孙政才循着薄熙来的脚步落马仍未结束。
作为“薄王遗毒”的典型代表，孙政才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5年后落马（图源：VCG）
在中共十九大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官媒曾连篇累牍地报导，要坚决清除前重庆官员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表明政治立场。十九大期间，中共还首度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六虎“阴谋纂党夺权”。外界普遍认为，“阴谋篡党夺权”就是“政变”的代名词。
11月20日，官方对薄熙来和孙政才的定性再升级。当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刊发评论员文章《必须注重从政治上抓落实》。该文指薄熙来“搞独立王国”；孙政才“懒政怠政、欺上瞒下”等。
12月中旬，重庆市纪委有关官员在答记者问时，“孙政才案和‘薄、王’案是重庆最现实的反面典型，中央巡视‘回头看’指出我市存在领导干部公款吃喝、收受红包礼金带有一定普遍性等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回避、不掩饰，明确要求市委常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履行主体责任，带头清除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王’思想遗毒”。
不仅在重庆，薄熙来曾经主政的大连一样在“清毒”。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辽宁代表团参加审议，并称：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政治生态。 两天后的3月9日晚，大连市委连夜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彻底肃清薄熙来、王珉等的流毒和辽宁拉票贿选案带来的恶劣影响”。
孙政才7月落马之后，大连政坛也加快了“肃清薄熙来流毒”的频度，从7月22日至29日，大连市8天内9次表态，“彻底肃清薄熙来流毒和王珉等人恶劣影响”。12月7日，人民网刊登了大连市委书记谭作钧的文章——《发展实体经济构建具有鲜明大连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文中称2017年以来，大连深入开展彻底肃清薄熙来流毒和王珉等人恶劣影响，多次召开全市警示教育大会，深入推进干部作风转变，进一步净化和修复了政治生态。“但是，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决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决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从2012年到2017年，中共“全面深化改革”这5年来，最重大的挑战，一是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下的官员腐败，二是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党建，这两个挑战背后都有着“山头主义”的影子。薄熙来已经为此“倒下”，并未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的孙政才紧随其后。或许正是因此，中共才会在薄熙来落马5年之后，仍然高频度地强调清除“薄王余毒”与“薄熙来流毒”。
不过在中共政坛上，被官方定性为有“毒”的官员并非薄熙来一个。从十八大反腐至今，至少有12只大老虎被指有身上“毒”：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苏荣、王珉、薄熙来、王立军、黄兴国、武长顺、白恩培、仇和。虽然中纪委12只大老虎的“毒”文字表述不尽相同，分别有“流毒”“遗毒”“余毒”之说，但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语境里，这无疑成了针对中共高官贪腐的最严厉表述。
薄熙来已经为此“倒下”，并未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的孙政才紧随其后。或许正是因此，中共才会在薄熙来落马5年之后，仍然高频度地强调清除“薄王余毒”与“薄熙来流毒”。薄熙来的党羽可以清除殆尽，但是“山头主义”的清除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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