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尚俭”这一品格一直是璀璨耀眼的关键词之一，历史上许多大思想家都先后从不同角度提出这个主张。据典籍所载，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就有关于“尚俭”的思想出现。商初大臣伊尹曾对刚继位的太甲提出建议：“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尚书·太甲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俭约节用，才能永久地维持王业。到了西周，辅国名臣周公总结记取商纣奢靡败国的历史教训，担心周成王执政后重蹈复辙，“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史记·鲁周公世家》)，告诫周成王要杜骄奢，绝淫侈。周公死后，周成王“戒尔卿土……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唯德。”(《尚书·周书·周官》)
“恭”即谦逊，“俭”即节用，二者结合，就是作为人应当奉行的美德了。
古人还把“俭”和看成是道德善恶中的重要问题，是产生善恶的根源，认为俭约养善，奢靡生恶。这一观点也被古人们作为家风建设的重要一环，例如北宋的司马光。
司马光生活的年代，也就是宋神宗时期，宋代已经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
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如果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人家不仅会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最后落到门可罗雀的地步。
经典家训《训俭示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虽然社会风气不甚良好，但是司马光却始终秉承“于物淡然无所好”的精神，他一生节俭，即使官至宰相还一直如此。他与夫人未生育，但也不愿纳妾以继香火。有个叫刘蒙的下级官员以为他太穷纳不起妾，就写信给他，希望资助他五十万缗钱来买个小妾。司马光回信说：我平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粗衣蔬食，怎么会花那么多钱纳妾呢?
后来司马光收养了族人之后司马康为子，并严以训教。他深知崇尚奢靡的风气会对年轻人造成怎样恶劣的影响，为使子孙后代避免蒙受那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侵蚀，司马光特意为儿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家训，以教育儿子及后代继承发扬俭朴家风，永不奢侈腐化。
▲司马光
《训俭示康》，1200余字，用典巧妙，字字珠玑，即使现在看来依然很有教育意义。
在文章的开头，司马光为了说明自己“性不喜华靡”，举了个例子：“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
周围人嗤笑司马光“固陋”，司马光则用孔子的话回应这些人：“与其不逊也宁固……以约失之者鲜矣。”(与其骄纵不逊，宁可简陋寒酸……因为节俭而出现过失的很少。)
在批评了“近世风俗尤为侈靡”后，司马光又举了身边的几个正面例子——
宰相李沆，有人说他家的厅堂太狭窄，他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
（住房要传给子孙，这里作为宰相办事的厅堂确实狭窄了些，但作为太祝祭祀和奉礼司仪的厅堂已经很宽了。）
▲司马光砸缸
宰相张知白，身边人劝他，官做得那么大不要再节省了，他叹曰：“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人之常情，由节俭进入奢侈很容易，由奢侈进入节俭就困难了。像我现在这么高的俸禄难道能够一直拥有？身躯难道能够一直活着？如果有一天我罢官或死去，情况与现在不一样，家里的人习惯奢侈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不能立刻节俭，那时候一定会导致无存身之地。哪如无论我做官还是罢官、活着还是死去，家里的生活情况都永久如同一天不变呢？）
除了写文章对子孙后代谆谆教导之外，司马光也以身作则给年轻人树立了好的榜样。他一生尚俭，历史上还留下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司马光担任国子直讲时，开封街市繁华，物价很高，司马光入不敷出，生活窘迫。临近入冬，有个“梁上君子”以为司马光身居高官，肯定有不少金银财宝，夜晚悄悄潜入司马光家里，四处找遍也没翻出值钱的东西，只好扛走一个竹编衣箱，拿走了他和妻子仅有的衣服和被子。
其实司马光困窘到这个地步实在有些奇怪——且不说仁宗以降施行的高薪养廉制度，单说朝廷对司马光的赏赐，数量就颇为可观。如嘉祜八年三月，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元丰七年十二月，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赏与银、绢、衣和马”等等。哲宗即位后，垂帘的宣仁太后也没少给钱给物，难道司马光是在装穷吗？
▲宋仁宗
要知道和司马光同时代的其他士大夫生活可都是十分宽裕，甚至可以说奢靡的。宋代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成都知府宋祁，就是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位，一次与同僚聚饮于锦江之上，半夜天凉，命人回去取衣服，一旁的妻妾们争相去取，不多时，一人手里拿着一件，送来的衣服，竟达几十件之多。真是不知该说这位是妻妾多还是衣服多，骄奢到令人无言以对。
▲1986年电视剧《包公》剧照
但司马光不是装穷也不是把财产藏起来了，他是真没钱。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中进士的时候，宋仁宗安排了“闻喜宴”
（皇帝赐予新科进士的宴会），款待十年寒窗的读书人，并赐戴宫花，但司马光认为太过奢侈，独不戴花，直到同科进士劝说：“这是皇帝的赏赐，君命不可违。”才只好戴上一枝。
步入仕途后，司马光把皇帝给他的赏赐作为了单位的办公开支，这在历代士大夫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宋仁宗每年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折合百余万钱之巨。作为谏官的司马光三次上书规谏，他说：“国有大忧，中外窘迫，在这财力困乏之际，不宜过度赏赐，实在必要的，应准许大臣用赏赐所得，捐献于营建山陵之用。”宋仁宗没有同意他的建议，继续大把花钱施恩。
于是，司马光便把皇帝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坚决不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他在洛阳有职田三顷，老伴儿张氏去世时，因为没钱办丧事，养子司马康和亲戚都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说要节俭，别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典当了这块地草草办了丧事。
▲司马光
一心为公，两袖清风。司马光不仅将这种淡泊名利的尚俭观坚持了一生，也一字一句写成文章传给了后人。
可能正是因为司马光节俭得十分走心，今天的我们看着这些尚俭的故事、读着这些劝人节俭的词句，依然能够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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