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科学共同体和科技领导层（即“泛科学共同体”）持续地强烈地呼吁增加基础研究经费。其实，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是非常快速的，比如从2005年的131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716亿元，年均增长14%以上。2016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822.9亿元，比上年增长14.9%。问题是，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从1990年以来却长期稳定在5％左右，可以说形成了“超稳定结构”。有人提出这是制约我国基础研究的主要短板之一（程培津，2017年）[1]。而本人则认为，中国基础研究5%，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规律”。（科技中国，2017年第11期）。[2]
有很多科学家和科技界领导提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到2020年应达到10％，或者至少达到8％。本人认为，要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强化基础研究”和“加强应用基础研究”的目标，我国对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应继续保持和略高于现在的增长速度即15％，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不能搞“大跃进”。主要理由如下：
政府增加基础研究的投资，短期内，将导致经济增长下滑。Adams(1990) and Toole (2012)的经验研究以及Prettner和Werner (2016) 的理论研究均证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通常有一个很长的孕育滞后期。
Prettner和Werner (2016)的研究表明，政府增加基础研究的投资，与其带来的经济福祉的变化效应，短期内呈现是负面的；且，基础研究投资增长的幅度越大，那些短期负面效应就更为显著，而且持续时间更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国家的政府不愿意（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经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有任期年限的，而且均希望在其任期内获得让比它更大的领导以及广大公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更好“政绩”（如GDP增长）。
实践证明，按我国目前基础研究经费的总量及其增长的速度，以及占R&D经费5％的比例，较好地支撑着我国基础研究的快速发展。仅从论文数量上看，我国SCI论文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我国科学论文在Elsevier''s Scopus数据库中的份额从1997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18.9%（Yang）；我国已成为全球高质量论文第二大贡献国，而且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万钢，转引自唐婷等）。
实践证明，我国基础研究比例5%未影响GDP的增长（程培津，2017）。我国基础研究比例在过去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保持5%，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过去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说明二者是相匹配的。
当然，学术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均表明，增加基础研究（和R&D经费），对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具有正效应。这就需要政府平衡好增加基础研究经费而造成的短期负面效应与长期正面效应的关系。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必须依靠包括基础研究、R&D和（全面）创新。
另外，在把基础研究经费蛋糕做大的同时，如何既讲效率又讲公平地切割和分配基础研究大蛋糕，用好基础研究经费，也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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