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即将结束之际，25名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中共的政治局大员，持续两天召开中共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民主生活会引发外界关注。
民主生活会，听起来似乎并非中共政治局的正规会议，但是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会左右整个中国的国家大势。比如1987年，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就是在批判他“自由化”的民主生活会后被迫辞职。
12月25日至26日的民主生活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仅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纠正“四风”不能止步，“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还提醒中共高层，中国政情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报道，习近平发言称，中共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虽然中国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是中共作为执政党上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少。比如“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习近平要求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要知危图安，尽职尽责、勇于担责，着力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风险。
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九大之后的第一场民主生活会（图源：新华社）
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
2017年是世界大变局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触发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新一轮调整，美国、英国牵动的大分裂与中国引领的大聚合并发共进，深刻改变着国际格局与秩序。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的直接指示下，中国政府开始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外交思想。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亚投行在2016年1月开业，“一带一路”从倡议提出到深入推进等。
中国也在推进习近平提出的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在多边场合上提出“中国智慧”与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在发达国家持续保守化的情况下，中共高层的言论和行为已经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关系塑造力、全球影响力方面达到新高度。
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社会矛盾也已经发生深刻改变。
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说法，认为这个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两个月前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重新定义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至此，历经36年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首次发生改变。
一方面，中国科技生产力技术进步，装备生产日益完善，生产力初步成体系，已经成为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生产力落后已经不符合现实了。另一方面，中国现在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地区间要协调共同发展成为执政党的主要任务。
同时，与36年前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那会不同，中国人的主要诉求不单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不仅包括吃饱穿暖，更是吃好穿好行好住好，而且还有“非物质”的需求，比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
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的变化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定义并解决主要矛盾是中共主要执政思维。
比如，在抗战时期，中共正是因为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所以开始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又及时根据主要矛盾已经变为国共矛盾，调整对国民党的态度。
再如，在文革时期，中共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错误定义为阶级矛盾，所以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酿成灾难。等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将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理论支柱，这才有了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从2017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并将这一时代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17年至2035基本实现现代化，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强国。尽管习近平在报告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新时代”到底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哪个阶段，但是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可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结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不仅要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这就要求中共不仅要修正原来“以速度为中心”的发展诉求，坚持 “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而且要修正片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坚持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法治国家，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最终目标。
中共执政条件的变化
“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这是中共十九大上已经卸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2017年11月7日在中共喉舌署名文章《开启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所做出的判断。
王岐山对中共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发出告诫，“我们党长期执政，面对的严峻挑战是权力容易被侵蚀、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问题，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王岐山亦在文中做出重大政治判断，称“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惩治“政治腐败”，“重要方面就是，‘打虎’、‘拍蝇’冲着利益集团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冲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去，消弭政治隐患”。王并举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人案例以佐证其判断。
分析人士指，王岐山所指的“政治腐败”有其历史背景。十八大前的中共政权面临着老人干政、寡头政治盛行、军队干预政治以及腐败四个方面的权力危机。习近平亲身经历了十八大以前与十八大召开时的情况，对于中共权力危机所造成的问题十分清楚。老人干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周永康、令计划、郭伯雄等人形成了跨域部委、从中央到地方的特殊“政治寡头”，寡头政治又导致了军队干预政治的结果。
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通过反腐和整党，将老人干政边缘化，打散了团团伙伙的政治寡头，重新树立党指挥枪，从而实现权力重构、化解了执政危机，树立了中央以及习本人的权威。而王岐山上述惩治“政治腐败”、惩治中共党内政治利益集团、惩治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相关表述显示，未来的中共政治仍将沿着树立和巩固中央权威的轨道上走向深入。
对中共执政能力要求的改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一举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全面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的经济大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今天中国上层建筑的变革便显得尤为紧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属于上层建筑层面，是治国理政的核心所在。经济基础的改变，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生变革。
所以四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本人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能辩证认识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和意识的矛盾。六十年多前的中国主要是物质的落后，是“器”的严重欠缺，而今天中国则又多了上层建筑变革的压力，存在“道”的不足。通过“第五个现代化”，习近平要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既能推动中国走向更高形式的现代化，又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整个社会被物质异化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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