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终结

面对1989年东欧此起彼伏的民主诉求，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下了《历史的终结？》，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几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东欧诸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随之崩溃。1991年，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解体，冷战正式结束。1992年，福山在《历史的终结？》的基础上又发表《国际学术前沿观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再次宣告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最后形式。自此之后，自由主义思潮一家独大，甚至被不少人视为普世价值。

如今，28年过去，历史终结论遭遇持续拷问，自视为成熟自由民主制的西方国家日益暴露一系列严峻问题，世界范围内不少国家在经历了对西方制度模式的机械效仿后，纷纷试图意识形态再“突围”。无论是土耳其及中东的伊斯兰思潮的强势复归，还是强人政治在俄罗斯的逆袭，抑或中国正发生的政治变化，都反映了这一变化。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暴露民主弊病（图源：VCG）

自由民主何以一家独大

在漫长的人类政治发展史上，自由民主制的兴起其实颇为短暂。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所作的分析，从肇始于19世纪初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算起，自由民主制的历史仅200年而已。既然如此，为何在短短200年时间里，自由民主制能风靡世界，几乎形成垄断思潮？

一方面因为自由民主制以自由和民主作为价值底层。自17世纪至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自由、民主就逐渐成为几乎人人向往的价值理念。当年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能激起北美人民反抗英国，离不开“人人生而平等”口号的鼓舞。至于法国大革命，更是直接以“自由”、“平等”作为激励人心的口号。关于这一点，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Hegel）到福山，都是从人性本身来解释的，他们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在于人类有一种寻求“承认”的需要和冲动，而自由和民主恰恰最能集中满足人类这一属性。其实，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已宣布“历史的终结”，认为日后的历史某种意义上是自由和民主的传播史。而回首过去200多年历史可以发现，不管自由民主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践行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无论该国家或地区是否为自由民主制，无一例外都会在名义上承认自由和民主的价值。

另一方面因为自由民主制背后是以近代以来西方强大实力作为支撑。拉开世界近代史序幕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带来自由民主制的同时，更促成两次工业革命。凭藉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爆炸和生产力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国家得以领先世界，并建立起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在此过程中，落后国家和地区在震撼于西方船坚炮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潜意识地效仿乃至崇拜西方文明。比如，19世纪中叶的日本正是在美国黑船来航的冲击下打开国门，进而开始“脱亚入欧”。

同样情况，1840年的中国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屈辱后，先是学习西方技术，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接着又是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戊戌变法，以及后来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强大实力作为支撑，西方奉行的自由民主制才可能风行世界。后来亨廷顿所言的三波民主化浪潮，均是源于此。二战结束后，当时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还曾和西方分庭抗礼，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结果最终还是失败，于是自由民主制得以一家独大。

来自实践的拷问

冷战后，一家独大的自由民主制挟着欧美强大实力盛行全球，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独一无二的普世价值，产生自由民主制崇拜，形成意识形态霸权。因为欧美自由民主制是以选举民主作为具体形式，使得许多国家和自由派人士又简单地将自由民主收窄为选举民主，以为通过选举就能解决政治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并为此强行输出选举民主。这一认识的新一波滥觞，起始自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推动，在1989年苏联倒台和东欧剧变时达到高峰，之后近二十年一直不断巩固。

中国能走出民主新模式吗（图源：新华社）

当自由民主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的同时，缺陷也不断暴露。首先，在自由民主制的大本营欧美，这种制度设计的内在缺陷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以民主为例，众所周知，现在西方国家的投票率持续走低，连被不少人视为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美国，在近半个世纪里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仅在50%至60%上下浮动，这意味着当选美国总统只需要超过一半的民意支持率，何以称得上全民民主？再进一步追问，暂不考虑直接民主是否可行的话，代议制民主其实是对直接民主第一次打折，低投票率又是对代议制二次打折。

不单如此，西方自由民主制所期望的“理性人”选民往往并不理性。无数事实表明，民意极不稳定，与其说理性倒不如说更感性，很容易受到各种非理性因素干扰，沦为“乌合之众”或“狂热分子”，经他们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往往都是庸俗和投机短视的政客，而国家治理又是极为复杂、专业的工作，其结果自然是“温水煮青蛙”，导致国家普遍陷内耗和停滞困境。

其次一度效仿甚至崇拜欧美的国家和地区频繁出现问题。姑且不论拉美国家学习西方选举民主后出现的乱象，也不管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奉行选举民主酿成的国家治理危机，单是中东及土耳其的情况，就是有力例证。2010年西方在中东策动“阿拉伯之春”，意在输出选举民主，结果却造成恐怖主义四起的“阿拉伯之秋”，导致伊斯兰传统强势复归。土耳其更是如此，本来在一战后就已建立世俗化的选举民主政体，但随着崇拜西方的强人领袖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逝世后，保守的伊斯兰传统得以复兴，并在近些年强人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领导下，再次成为一个与自由民主制渐行渐远的威权政体。

再者随着西方接连导致经济危机特别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自由民主制，令不少国家开始寻求新发展模式，产生了俄罗斯模式、伊朗模式和中国模式。其中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中国模式，连福山亦坦承：“唯一确实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所谓的“中国模式”。”过去近四十年来，中国模式取得了西方两三百年才有的经济发展成绩，一再打破中国崩溃论的预言，并正在展现前所未有的强劲进取趋势。当然，这些新发展模式亦各自面临深层挑战，亟待改革发展，但不失为西方自由民主制深陷危机后一种不容回避的尝试。

综上所述，其实可以发现西方自由民主制非但不是自由和民主价值的唯一载体和体现形式，而且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上存在根本缺陷。遗憾的是，过去在西方先进和发达的光环笼罩下，这一切都被遮盖了，竟然简单将复杂和专业的国家治理收窄为自由和民主，再把自由和民主收窄为自由民主制，直至收窄为选举民主，从而宰制世人的思维，堵塞新发展模式探索。现在世人必须进行认知上的拨乱反正，要清楚意识到历史并未终结，而且也不可能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