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中共政治不够透明，在外界眼里带有较强的密室政治色彩，加之西媒出于长久以来业已形成的意识形态成见，总是容易将中共人事制度与暗箱操作、裙带关系、劣币驱逐良币、权斗等负面字眼挂钩。基于这种认知，所以西方舆论常年盛行中国崩溃论，认为建立在这种威权主义人事制度上的国家，不可能长久。
中国用人制度有自己的优势（图源：VCG）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中国人事制度的内在逻辑
不可否认，中国人事制度因为威权主义固有的弊端，缺乏透明而有效的制度监督体系，确实存在严重的贪腐、裙带主义问题。以贪腐而言，过去五年习王反腐拿下的一两百名老虎和不计其数的猴子苍蝇，除了展现了中共自净能力之外，亦折射出空前严峻的贪腐问题。至于裙带主义问题，无论是半年多前大陆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层层关系网，还是一篇曾有力揭露地方官场内部繁殖的北大博士著名论文《中县干部》，均说明了裙带主义是当前中国必须破解的吏治挑战。
然而，中国人事制度还有一个更为真实、也更重要的维度，即加拿大旅华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所言的贤能政治。当然，这样说或许容易被不少人质疑为给中共辩护，但如果抛开莫名其妙的情绪化分析和意识形态成见，就会发现其人事制度的确有贤能政治的面向，这也是为何中国能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之一。
要清楚的是，无论《人民的名义》，还是《中县干部》，都不能构成中国人事制度的全貌，至多是一种印象或者小范围的样本分析。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博士针对中国官员升迁与个人能力的关系所做的大数据调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官员升迁在很大范围内与个人能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这篇名为《地方领导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2015年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上。该文利用了官员在不同城市间频繁调动这一事实，构建了一个有互相关联的官员就职与升迁的数据库，从而在计量技术上独立地衡量官员能力对经济增长和个人升迁的影响。该研究测算出了中国1994-2010年之间175个城市的1196位地方领导人的能力，并发现地方领导人的能力对当地经济发展及其晋升都有显著影响，而个人能力对官员职位晋升的作用更大。
某种程度上讲，类似这样的研究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年以来，中国非但未有如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以强劲势头崛起。当然，这样的研究结果肯定会让不少海外观察者觉得意外，却不可不察。之所以会这样，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人事制度奉行的是选拨制。这种选拔制继承了中国传统精英选拔制度的一些精髓，其特征是透过严密的人事选拨任用规定为执政党选拨一批符合政治要求、有能力的政治人才。
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为例，这是了解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权威性文件，其中详细列举了官员的任用条件和选拔程序。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官员选拔结合了政治、品德和民意的方面，但核心仍以能力为主。在选拔制中，个人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最为看重，对于个人政治经验的要求很严，一个人要升到更高职位，就必须从最基层做起，即习近平经常强调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也是为何习近平调整军队高级将领时看重实战经验的原因所在。
正因如此，一些学者称中共人事制度为贤能体制或精英选拔制。当然，这种人事体制仍存在贪腐和裙带主义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其能否长久保持目前的良性态势取决于中共能在多大程度克服贪腐和裙带主义问题，以及对于官员政治素养和治理能力的界定。但即便如此，已经足以说明中共人事制度绝非外界流传的那样不堪。
西方人事制度是与非
西方人事制度分为政务官制度和事务官制度。事务官又称之为文官，一般在政治上要求保持中立，其任用和升迁有一套详细官场科层制规定。政务官则不同，一般是透过竞争性选举产生一位行政首脑，然后由他依据法定程序任命一个政务官内阁。
因为这种人事制度是建立在西方选举民主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之上，看起来似乎有比较充分的民意和比较有力的制衡体系作为支撑，所以被不少人视之为先进制度的代称。其实不然，除了制衡体系有时容易沦为冗余的低效率和无时无刻的扯皮、拉锯外，选举民主既未必是民意的充分体现，又未必能选出最有治理能力的政治家。
一方面在民意方面，选举民主正不断遭遇低投票率的困扰。以美国为例，近半个世纪里其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一直在50-60%上下浮动，最近的一次2016年也只有57.3%。这意味着最终能获胜成为总统的候选人，可能支持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上下。在此情况下，民意不再是充分体现，而只不过是提供了表面上的合法性。
民主选举有优势也有弊端（图源：VCG）
另一方面在治理能力上，因为依靠的是选举，而每个选民的判断力和关注点存在差异，所以官员的政治能力事先相对难以考察。比如，最近一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上任之前要么毫无从政履历，要么平淡无奇，因此彼时选民根本难以准确判断他们的能力。这样的优点是可以让一些人不拘一格、打破常规登上大位，缺点是容易选上去一些看似充满魅力、实则平庸无能的领导人，以及擅于鼓动选民民粹情绪的政客。
当然，由于有保持中立的文官体系和一套监督体系，西方人事制度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糟糕官员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过即便如此，这种人事制度经常只能选上最不烂的政治家及其任命的政务官团队，所以整个社会难免遭受“温水煮青蛙”的困扰。
结语
中西的选人用人各有特色，其实很难简单地说孰优孰劣，只是每种制度都是与各国的历史和文化相关，也都能从其文化脉络中找到依据。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以人性恶为人性前提，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故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防范人性恶和展现民意。
而中国的选拔制，以儒家文化为基础，不同于西方的权利本位，而是一种伦理责任本位，强调的是对社会的一种积极责任，类似于西方的积极自由。因此，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选拔体制，将中国官员塑造为一种“大家长”式的全能型官员。
两相对比，其实中西方的用人观都包含着对效能和民意的考量，只不过两方因不同的历史渊源而采取了不同的排序，西方将民意置于更紧要的位置，保障了个人权利，却也有民粹主义之忧，低效政府之苦，而中国将效能至于民意之上，用效能来统摄民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效率，却有时也有强势政府之疾，无视民意之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人事制度各有所长，各有其短，如何在贤能与民意、精英与大众之间做好平衡，是各自都需要解决的普遍难题。因此，海外舆论在看待中共官场人事时，不应再陷入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成见，而是必须寻找内在逻辑，唯此才有可能真正读懂中国政治，以及为自身人事制度弊病寻找一些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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