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总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作为以知识为主业的知识分子，往往因知识的增长，产生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抱负，期冀透过知识来改变现实世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哲学王”，还是中国古人所言“学而优则仕”、“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莫不如此。相比而言，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和理想情怀尤其凸显，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最高追求，极富救世情怀，虽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却充满激情、奋不顾身，每每在历史中扮演打破旧世界旧秩序的先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开拓者、领航者和号角手。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促使其积极参与政治，却也多因知识的自负而沦为一种理性专制（图源：VCG）
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知识分子常年与知识打交道，既习惯于纸上谈兵或抽象理论构建，对现实社会尤其是政治缺乏深刻认识，遑论实际问题的解决，又容易由此产生一种知识的自负，沦为一种教条主义和意识形态专制。尤其是当他们介入汇聚各种复杂利益的政治，轻则容易眼高手低，脱离实际，推出荒腔走板、啼笑皆非的政策，重则可能再在激情驱使下，陷入一种理性专制，造成难以估量的国家灾难。从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类似案例比比皆是。
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这是他继1925年12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再次以更系统的方式阐述该观点。他认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尽管后来历史证明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造成了1949年后中共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负面后果，直至邓小平时代才得以拨乱反正，但如果对近代中国革命历史有透彻认知，就会发现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特点尤其是弱点的分析，不可谓不精辟。
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知识分子“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中共就是由一批知识分子创立，13位“一大”代表全是知识分子。后来本身便是大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更是领导中共，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
然而正是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弱点渐渐暴露无遗。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有7位后来脱党，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更是“背信弃义叛党投敌”。而从1921年“一大”到1927年“五大”期间，作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陈独秀，同样是知识分子出身，曾掀起影响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但他其实对中国现实比较隔膜，不像毛泽东那样能看到当时占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农民之于革命的意义，片面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而且他还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果断、务实和谋略，先是在国民大革命期间对国民党一味退让，甚至在蒋介石已经发起“四·一二”政变后还继续妥协，与汪精卫共同发表《汪、陈联合宣言》，结果是后者突然发起“七·一五”事变，中共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后来又进而情绪消极，对革命前景充满悲观、失望，并与中共决裂。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恰如他朋友胡适所言的“终生的反对派”，从早年反对晚清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到后来又反对国民党和自己亲手创立的共产党，典型的知识分子闹革命特质。
后来接替陈独秀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亦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还是大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相比于陈独秀，他们有着浓厚的教条主义思想，盲目推崇俄国革命经验，以至于忽略中国具体现实，草率策划发起城市暴动，结果屡次重创中共，尤其是王明和博古，更是一度将中共推向生死边缘。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领导中共，局势才发生根本转机。所以毛泽东后来才在肯定知识分子作用之余，更指出他们的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知识分子和俄国革命
2017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回首历史，当年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处境本来十分窘迫的列宁（Vladimir Lenin）之所以能逆袭为缔造新世界的革命导师，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当时由知识分子群体组成的临时政府，执政幼稚可笑。
一百年前的3月8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让俄国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潭，导致国内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准急剧下降，加之知识分子长期对沙皇统治的思想批判，二月革命爆发，沙皇被迫退位，俄罗斯帝国随之土崩瓦解，知识分子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临时政府，想把俄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时之间，国家前景看似充满光明。但历史的演变恰恰相反。
临时政府不仅根本不能给人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反而软弱无能，严重脱离实际。本来沙皇俄国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卷入一战，结果临时政府未能吸取教训，继续在表面好战的民粹压力下重蹈覆辙，陷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恶性循环，酿成全国性经济社会危机。更不可思议的是，在秩序如此不稳定的紧急时刻，临时政府还犯了危险的政治幼稚病，竟然为了自由民主的面子，纵容此起彼伏的暴民行为，大赦了1.5万名刑事犯，推行军队民主化，其结果是俄国犯罪率飙升，军队纪律瞬间崩塌，俄军陷入空前混乱境地，国家政治秩序更是濒临解体边缘。列宁正是精准把握这一切，甫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临时政府，主张建立严密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最终成功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体制。
有关这段历史，中国着名俄罗斯问题学者金雁教授曾在《十月革命的真相》中引述俄国思想界的反思，“激进知识分子唤起民众付诸行动，愤怒的情绪迅速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种喧嚣声表面上看起来是民主个性的觉醒，但当革命的破坏性发挥完以后，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除了改换了统治者以外，没有留下任何有益的东西，存在的可能只有两种：暴民政治以及它复归后又一次轮回到专制制度”。这其实折射出的正是知识分子往往凭藉他们的思想吹响一个时代变革的号角，但等到思想付诸实践时，他们又根本无法建立起新的、理想的政治秩序。
知识分子和法国大革命
作为西方世界最着名的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尤其具有反思价值。当年这场革命同样是由知识分子引爆，启蒙运动的学说是大革命的直接思想渊源，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甚至说过：“没有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没有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前夕，天性浪漫、极富文学天赋的法兰西民族，盛产了一批闻名世界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在当时相对宽松的思想言论氛围下着书立说，频频参与各类沙龙，成一时之风潮，正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言，他们的“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从而上升为当时法国政治的“首要力量”。
但知识分子出身的他们，“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的结果使得他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致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从而陷入一种偏见，“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所以当他们点燃革命火把后，不单他们根本不能有效引导国民几乎失控的激情，肩负起建立新秩序的重任，反而不断被舆论裹挟着越来越激进，酿成恐怖的雅各宾派专政，最终以帝制复辟画上句号，并为后来一百多年法国政治曲折、反复埋下了历史伏笔。
结语
三个国家三段革命历史，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理想、激情和情怀，更暴露出他们的弱点。他们是书斋里闹革命，过于天真和理想化，缺少可操作性和务实精神，在将道德理想付诸于革命实践的时候，往往掌控不住局面，甚至会让情势不断恶化。
当然，毛泽东、列宁同样是知识分子出身，并成功领导革命。但更要看到的是他们在领导革命过程中，早已完成从知识分子到革命家、政治家的角色转换，所以才在具备知识分子的思想理论水平之外，更有一种实干精神，能精准认识到各自国情。
所以说，知识分子的道德理想和使命情怀，固然应该赞许，他们是各自社会必须珍惜的宝贵财富，但又必须审慎对待他们介入现实政治的弱点。对于知识分子自身来说，更应清醒认识到自身局限，如若选择介入政治，切不可陷入空谈或者教条主义，而是要真正能走进民众，在具有仰望星空情怀的同时，还要有脚踏实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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