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上任前对支持者作出承诺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日前正式通过了，并于行政院下设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结果一出社会各界哗然。自“转型正义”一词被放在镁光灯下审视后，台湾民间大略分成两派立场，支持转型的民意对上质疑推动转型者政治动机的争吵。蔡英文在2017年5月初对转型正义的回应中以“和解”为核心，“当我们检讨过去时，无可避免地检讨到主导过去的这些人、党，但现在的国民党员不需要为过去的历史承载过多的压力。”
台湾多数民意认为转型正义有其必要性。转型正义是民主国家对于过去独裁政府实施的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弥补，通常具有司法、历史、行政、宪法、赔偿等面向，其根本基础在揭露与还原历史真相，其最终愿景是期许国家丢掉历史包袱，社会得以达成和解，这是一个社会从旧到新的改革、重建之必然经历，世界上许多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或地区，都会经历这样“去威权”的过程。
昔日南非的转型正义成为和解的典范，身为新兴民主国家的南非为了保护刚萌芽的民主，制定了过渡时期的宪法，紧接着推动《国家团结及和解法》，并设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实行转型正义之时，没有忘记权力分立的原则，被害人得以发声，被调查者亦可获得特赦。
转型正义不应与“去蒋”画上等号
德国与中国大陆亦进行过类似的转型正义。德国二战后首先经历过“去纳粹化”、而后东西德合并时又经历过“去共产化”的两次转型正义，1990年东德政权垮台后，德国进行了司法改革，而后对于东德时代遗留党产的部分成立了“联邦处理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政权基金会”，德国的转型正义除了对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审判和恢复名誉外，更用多元的艺术方式纪念过往错误、期许不再犯。而台湾较少人关注到中国大陆也有“中共意义上的转型正义”，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后进行的那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拨乱反正和政治改革。用邓小平的话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这样的“转型”，放在“两个凡是”占据主流的年代，著实不易。也正是因为这一“转型”，不仅中国从混乱趋于稳定，而且每个中国人的命运因此改变。
在亚洲各国（如日本、南韩）及诸多经历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亦有转型正义，期许能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过往的“不正义”历史、去掉其威权因素并抚平受害者伤痛。着眼于未来重建一个团结融合的国家，多数台湾人民正是基于此种立场，才愿意在经历过蓝绿轮流执政、一次次燃起希望后又失望的轮回中，继续相信蔡英文的“点亮台湾”能成真。一如一年多以前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阐述的愿景，“挖掘真相、弥平伤痕、厘清责任，从此以后，过去的历史不再是台湾分裂的原因，而是台湾一起往前走的动力。同样在公平正义的议题上，秉持相同的原则，来面对原住民族的议题”。
但2017年12月《促转条例》正式通过了，其中第三条明确订出转型正义之对象，即“威权统治时期，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时期。”国民党期望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慰安妇以及原住民土地问题等纳入转型正义之范畴，这些意见均未被采纳。“威权统治时期”仍以民进党的版本定义“日本战败投降至解除戒严”，即国民政府时期，这样的结果明显偏颇，而国民党毫无还手之力，蓝营支持者更有“任人宰割”之无奈愤怒感，一时之间社会对立烽火再起。国民党纵使再难翻身，民进党亦失去了其“民主、正义、和解”的招牌。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促转条例》通过后表态“转型正义当然支持，但是也不要搞成胜利者的正义，这样就失去原来的目的了”。柯文哲所言，是许多民众的心声，转型正义若沦为政治追杀、甚至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则过往的伤口将更难以愈合。
如今通过的民进党版本《促转条例》，有几处明显硬伤，第一处是民进党对于“威权时期”的定义太过狭隘，仅限国民政府时期，对于一脉相连的日本殖民时期避而不谈，没有如同其他被殖民国一般反思“去殖民化”的重要性；再者《促转条例》通过的第一时间，部分绿营政客立刻将“去威权”与“去蒋”划上等号，欠缺理性分析当时战乱时代背景下两蒋的功与过；第三处是对原住民的转型正义部分留下空白，以“历史年代久远复杂”为由躲闪。
2017年11月底时朝野协商《促转条例》，当时国民党提议慰安妇议题应纳入，民进党表示“全世界处理转型正义，没有在处理其他国家的”。然而，在2017年11月初，国民党提出处理慰安妇问题专法时，民进党当时的说法是“希望在《促转条例》中讨论，不需另立专法”。
民进党不仅说词前后矛盾、对日本殖民议题更明显躲闪，日本殖民的“去殖化”议题是否要纳入《促转条例》或另立专法先暂且不提，民进党既打着“公布真相、弥平伤痕”的旗帜，便不可只言过去国民党对本省人的迫害，而不提日本殖民对台湾人的不公不义。
而在日前朝野商讨《促转条例》时，便有原住民立委要求，原住民的土地正义议题应纳入《促转条例》讨论，但民进党认为日本殖民时期的原住民问题太过复杂，所以要再讨论。因此此番民进党版条例一通过，就有原住民立委痛批昔年日军攻台，发动数次剿番战役，侵夺原民土地，何以避而不谈？蔡英文昔日承诺“历史不再是台湾分裂的原因”，如今因为政府一方面藉“转型正义”大力批蒋介石之过，一方面对“日治时期”大加赞扬，台湾焉能不分裂？转型正义纵使不处理他国，也不该沦为“绿色史观”和“清算政敌”的包装纸。
2016年8月立法院通过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清算国民党的党产，拥有绝然权力的党产会与国民党因此纷争不断，如今《促转条例》通过，更难解除外界对民进党“以正义之名，行剿灭敌人之实”的看法。正如当初彻查国民党的党产会一般，促转会的设置由民进党全权提名并且掌控，甚至有全面指挥宪警的调查权，2016年时就陆续有学者呼吁“应正视其中可能违宪的事实”，但执政者都予以忽略，“正义”俨然成为凌驾法律的尚方宝剑。从清除党产到转型正义的“去蒋化”，都已让民意认为大有刨除国民党过往执政台湾的合法性、断其根基之意。
必须意识到，不论是“中正大学”还是“中正路”，都已是台湾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大部分人在今天说到这些地方只是一个名字，已经无关意识形态，反倒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转型正义”很可能在重新赋予其已经消散了的意识形态内涵。
也许执政党更应抚心自问的是，如今这局面的转型正义，离自己当初承诺选民的“和解”有多远？当民进党力除“两蒋”之际，对比昔日蒋经国之成绩，今天的政绩又是如何？当经济、产业、外交等困境无一有改善迹象，劳工权益仍得不到妥善保障、收入无法提升，这样的转型正义在多数人民看来仍会是正义、还是会被视为执政者转移视线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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