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7年底，中国有三起社会治理的热点事件格外引人注意：一是北京大火事故后，进行出租屋安全专项治理引发的强烈舆论骚动；二是北京恢复“美丽天际线”行动大规模拆除招牌引起的社会争议；三是华北“煤改气”、“煤改电”工程造成一些居民无法温暖过冬。这三起事件都有良好施政初衷，但具体执行都走到了政策价值的反面，折射出了威权体制需要努力克服的深层弊病。
北京大火后地方政府大规模拆除各种违规建筑
北京火灾事故后城市管理当局立即掀起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专项行动，本来是一件藉事故契机改善租户住房安全的积极举措，可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偏离为粗暴清理所谓外来“低端人口”。在整治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官员一刀切地要求所有被列为整治对象的出租屋必须全部在当天或极短时间内强制清退租客，不仅产生了大量民事纠纷，更导致许多外来人员无处安身，有人甚至被迫露宿寒冬街头。
从城市治理的长远考虑，北京恢复“美丽天际线”行动确有必要。因为这座城市在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乱象频出，大量非法设置的招牌和私搭乱建严重影响了城市整洁形象，与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文明古都的定位很不相称。可遗憾的是，恢复“美丽天际线”行动在具体执行环节遭到人为扭曲，地方政府为追求整齐划一的权力美学，简单粗暴地大规模拆除各类广告标识，而这些广告标识，有些已经融入北京市民生活，有些具有历史文化传承意义，有些本来是通过合法程序设立，现在反而被依据行政命令拆除。
华北地区的“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原本是为了破解北方冬季雾霾围城的难题，在实行之初极受民众认可，并且成效显着。但2017年末北方入冬以来，地方政府和官员在执行政策时，罔顾某些地方暂时无法实现天然气供暖的现实，粗暴禁止一切方式的燃煤，导致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和冬日取暖受到严重影响，某些农村小学甚至出现学生冻伤的现象，更激进的是，有建筑工人和居民因为用炭火取暖，而被地方公安部门拘留。
如果更进一步延展来看，可能还不止于此。前一段时间，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中国不少官媒喉舌还掀起了一股颂扬之风，把民众对国家领袖习近平的朴素热爱推到极致，有些甚至喊出了类似毛时代极具个人崇拜色彩的空洞口号，不仅未能恰当表达民众对新时代国家领导人的热爱，反而起到了“高级黑”的效果。
这些案例在引发舆论的批评后，相关主政者都迅速调整，及时修正了错误，说明现行体制确实具有自我反思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或许更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如此密集地出现这种执行扭曲，以及如何避免更多扭曲。
在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上，简单地将责任归到地方政府和官员不能周全考虑或政策水平不足是不公平的，也无助于类似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施政短板确实是重要原因，但它只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而非全部。要认识到中国官僚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压力传导型威权体制，其特点是上级部门或官员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下级特别是基层部门处于相对弱势，而民众则处于整个政策链条的终端位置。因为官员行事“对上不对下”，每当上级部门创制出新的政策，各级部门和官员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规避风险往往层层加码，不断将政策推向激进，其结果是政策传递到末端民众时可能早已和政策设计初衷“谬以千里”，导致了“宁左勿右”的情况发生。
在十八大前，因为中央权威相对缺失，“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一问题被掩盖。十八大后，中央权威得到全面加强，“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得以扭转，但随着一个强势中央的出现，官僚体制中那些原来麻痹了的神经节点被激活，这一体制的内在弊病就暴露了出来。官僚们出于政治保险的“宁左勿右”的政治冲动，给新时代执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造成困扰，亟待反思调整。
有些人可能会说，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选择换一种体制，比如西方的制度设计，这样的认识又忽略了制度选择与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的母体适应。与西方不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就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在近代作为一个超大型后发国家，内部资源禀赋和发展严重不均衡，又面临政治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因而对中央集权体制颇具依赖性。若简单效仿西方体制，既难以为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整合必要的资源，还会造成各种政治派别林立，互相恶性竞争，甚至爆发军阀混战，这一点已经被历史验证过。
即便如此，就像最近几起热点社会事件折射出的问题一样，现行体制的适应性并不能掩盖其内在弊病。尤其是现行体制的母体已发生变化，历史传统、文化根基和现实国情正不断被重塑。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显着提升、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多元价值观交融，人民的需求内容发生质变，除了继续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更有现代权利意识，更渴望尊严和公正，对现行体制的包容性和法治精神有了更高要求，对于专制情愫和人治官僚文化等更难以忍受。
在新情势下，如果现行体制不能进行调适，不能保持自制理性，不能划定好公权力与社会、人民的权力边界，不能防止公权意志的过度扩张，必将引发民众不满，还可能会加深国内及国际社会疑虑。事实上，正是因为现行体制的这些内在问题，以及由此而经常造成的负面案例，才使得中国虽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在西方日益暴露严峻危机的情况下持续创造经济发展奇蹟，却还是难以被国际社会接纳、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认识到，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执政党在十九大上作出了国家发展分两阶段走，至本世纪中叶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承诺。这是非常具有政治担当的承诺，也是任重道远、极富难度的承诺，民众对此极为期待。执政党要想按时兑现承诺，让民众感受到一个现代化强国的自信和民族复兴的自豪，就必须在最大化发挥体制优势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克服体制的内在弊病，让民众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感受到执政党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以此维度再来看执政党于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显得愈发关键。现行体制能不能在未来中国继续保持适用性，从根源上来说，就在于能不能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水平，能不能在继续彰显国家价值的同时，更有效地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巩固现有制度的前提下，下决心祛除掉这套制度的内在弊病，强化这套制度的自制理性。因为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天然秉性，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对这套具有威权特质的制度来说。唯有如此，人民的制度自信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制度认同才能普遍提升，“中国方案”也才真正具有时代意义，被更多内部民众和外部世界接受，打破世人几百年来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迷思。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