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政”在中国政坛，从来不是一个新鲜名词，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推行的政坛现象。但是一个高校，能够频繁的为中国政治持续输送高级领导干部人才，确是极为罕见。这所高校就是清华大学，中国政坛长期以来有“大清帝国北大荒”的说法，指的是清华出身的中共高官较多，但是北大却较为匮乏。习近平时代，“清华系”崛起的现象再次得以凸显。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是近年来从清华走出来高官的代表（图源：Reuters）
近年来，先后有三位清华大学党政一把手从政，且均在中共十八大后获得重用，现已全部晋升正省部级甚至副国级。
包括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还有2002年起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近七年的陈希，从政后仕途逐步晋升，他于2008年转任教育部副部长，2010年转任辽宁省委副书记，2011年升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成为正部级干部，并在十九大上成为中组部部长，政治局委员。而当年在清华大学与胡和平“搭班子”、2012年起任该校校长的陈吉宁，2015年初升任环保部部长，离校后“直升”正部级，并空降北京市市长。
清华高官辈出
清华学者从政，并非今天中国政坛的“新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教授有一个从政的热潮。这可能是“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清华教授不满足于做一名躲在书斋里的纯学者。1935年12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应蒋介石约请，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说：“我之离开清华，并不是由于失望，而是因为当时国内的局势日渐恶化，对日抗战已不可避免，因而应政府号召参加抗战实义不容辞。”
在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学者（出身清华或曾执教清华）从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除了浦薛凤，还有叶公超、陈之迈、罗隆基、王化成、沈乃正。
清华政治学系最为集中，浦薛凤、陈之迈、罗隆基、王化成、沈乃正都是该系教授。有人戏称联大政治系为“升官系”，经济系为“发财系”。
有一次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在联大迎新会上讲：“如果你们来政治学系目的是想当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国民政府不大喜欢西南联大的政治学系。如果你来此的目的是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地告诉诸位，四年的时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在此读四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以后你可以独立继续钻研。”他对毕业班的学生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为了生活需要自然要找工作，那么可以教教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
而1949年以来，就高官产量而言，清华大学一直堪称中国大学中的第一大码头，累计产生过习近平、胡锦涛、朱镕基、宋平、姚依林、吴邦国、黄菊、吴官正、胡启立等九位政治局常委，省部级官员更不胜枚举。如今清华系更是全面接班，一浪高过一浪。
以胡和平为例，出生于1962年10月的胡和平是山东临沂人。作为老“清华”，胡和平自1980年起在该校先后就读本科、研究生并任教，1992年赴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博士，四年后重返清华并历任教务处处长、副校长、常务副书记，2008年底接替转任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升任该校党委书记，跻身副部长级。
2012年11月，胡和平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此后仕途愈加畅通。一年后，2013年11月，胡和平离开生活23载的清华校园，正式迈入仕途。他“空降”浙江，接替上调中央部门的蔡奇，出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仅一年零四个月后，2015年4月，胡和平再获重用，北上陕西出任省委副书记，接替曾担任姜春云秘书、当时已转岗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孙清云（后因严重违纪降为正处级），成为当时陕西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轻者。
2017年胡和平迅速完成中共十八大后的“四级跳”——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到浙江省委组织部长再到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长，如今成为陕西省委书记。
十八大后清华系官员的大跃进，有主观、客观的原因。客观上说，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毕业于清华，其人事大总管陈希曾担任清华党委书记，在用人唯熟的体制下，来自清华的师兄弟被高看一眼，也在情理之中。早在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他就与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共同策划组建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落户浙江嘉兴。时任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兼任长三角研究院党委书记就是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当时的清华大学秘书长由副校长陈吉宁兼任。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对于清华出身的学者，官员纷纷位居高位这个话题上，为何中国政坛会出现这种一个高校持续输出人才的现象？第一，从中国的文化层面剖析，立德、立言、立功之传统文人之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入仕之心理，起到了作用，尽管这些从政的清华学者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文明，并以此为业在大学教书。政坛的权力场，好像具有强大的磁力，吸引了诸多优秀的学者参与。
第二，从政坛历史因素剖析，文革之后，中国政坛开始出现提拔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之风，而清华刚好是理工科类学校，于是大量清华等理工科学校毕业生步入政坛，这也是中共高层多理工科出身的一个原因。
第三，从中国政策而言，此前中共中央曾发布《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其中明确要求，“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在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经历结构方面，重视充实熟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工作的干部。”可以说，学者从政符合和平时期专家治国的趋势。
清华作为中国学者产生的“学术高地”，自然也就是在这个趋势之下官员辈出。
中国文理官员与治国思维
实际上，无论是清华系，还是所谓北大系，这两个大学的名称在这里只是象征意义的代名词。真正的含义是指这两所大学所代表的理工科学历官员与文科学历官员。清华帮，其实是理工科官员的代名词；而北大帮则是文科官员的代名词。如果单纯地以两所大学毕业的官员分类，可能会颠覆以上所有派别分类。
其实，提出这一学科派系的分类，更多的意义在于体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在治国理念上造成的分别。
理工科思维模式，通常强调思维的逻辑严密性，典型的由原因推理结果，逻辑思维性强。严谨，深入、线性应该是这类思维的特点。有人认为，理工科思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理科的思维，即事物运动的规律是怎样的，根据大量的事实来产生一个假说，一个定律，一个理论，然后试图用进一步的试验来支持它。一部分是工科思维，即应当怎样做，操作的办法是什么？而理工科不关心道德，只关心解决方案。理工科对于对手的批判也是从是否可操作角度展开的，而不是更多从道德及精神角度展开的。从这一点讲理工科思维是更宽容的。反映在性格上，具有理工思维的人比较严肃，要求严格，相对死板。现实性强于理想性。但易受思维定势的束缚，做事循规蹈矩，不善创新，灵活度低。
而文科思维模式，最多特点是形象思维发达，横向联想丰富。对一事务，不仅注重其现时的本身，也注重其历史沿革、同相邻或相类事务的关联；不仅看其现实本质，也关注其产生、存在的影响、意义。形象思维模式多数都习惯于以事实说话，通常不太看重其因果关系是否联系紧密。据此性格的人，务虚强于务实，重精神多于重物质，激动易于冷静。文科思维的人相比于理工科思维的人在性格上更具有“霸气”和灵活性。
通俗地说，理工科注重实干，思维窄，表达能力通常比文科差。文科思维比较开阔，活跃，浪漫，较理工科的人更擅长表达自己。但失于严谨，不够扎实。
如何文理兼用，如何黄河，长江并举，如何将文科类官员和理科类官员的优势，进入到政治实践中，从而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从而更好地驾驭全局。也将是中国官员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