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体制内官员“下海”潮，从而诞生了一个特殊的中国企业家族群——92派，黄怒波、冯仑、陈东升、田源、毛振华等是其代表。“92派”企业家曾被一些评论指责为“红顶商人”，他们无一承认，但也从不否认体制便利对他们创业多有助益。“‘92派’企业家有超强的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毛振华的这句话其中多有深意。但对于这三十年来跳脱体制后仍旧无法彻底摆脱的体制挣扎与艰涩，毛振华隐忍之后终于还是爆发了。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面临“投资不过山海关”考验（图源：VCG）
2018年1月1日，企业家毛振华喊话黑龙江省委书记的视频震撼了中国网络。毛振华该视频炮轰“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非法侵占23万平方米的土地”；利用权力排挤民营企业，“动不动执法机构就来威胁我们”；以“经营不好”为名，将民营企业建好的设施收回；威胁旅行社，不许带游客到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消费；大肆浪费国家财产，景区栈道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据说花了八个亿”；“花了五千万”的三山联网工程，名存实无。
“我有说错的地方我负责。我叫毛振华，中诚信集团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而据媒体称，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不日将来到亚布力视察。
脱离官场下海经商
按照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毛振华进入了政府部门，开始了向权力金字塔的攀登之路。在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仅3年，毛振华升至主任科员。2年之后的1988年，年仅24岁的毛振华又升至副处。同年，海南建省，毛振华被借调至特区筹备组，后因表现优异，不久之后即上调中南海，任职中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
转眼到了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陆。熟谙宏观经济的毛振华认为，“机会似乎来了”。这一年，外界眼中官运亨通前途大好的毛振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离开官场下海经商。毛振华要创办中国的穆迪公司，就是后来的中诚信集团。
对于这次大胆决定的原始初衷，毛振华后来表示，“那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愿望，就想当个头儿。在庞大的公务员体系里，我是大单位里的小干部，拍不了板。我想有个独立舞台，自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都不会下海”。
92派企业家，大多都是离开权力金字塔下海经商，都有着和毛振华类似的官场经历和类似的下海经商原始初衷，这一群体，除了上文提到的冯仑、陈东升、田源，还有长长一大串。
1990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先在一家民营教育机构教课，后创办“新东方”；1992年，郭凡生“被下海”，创办“慧聪”；1992年，原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武克钢“被下海”，创办“通恒”；1992年，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下海，创办“汇源”；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外贸正处级岗位，创办“建业”；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1996年，王梓木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创办“华泰”……
“背靠大树好乘凉”
对于这一拨来自体制内的创业者后来所取得的耀眼成功，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重要的原因是其创业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公司可以真正私有；再者，他们起初从事的产业都是高附加值的，诸如金融服务、地产、咨询，甚至高科技。“当他们开始从商时，这些部门还不发达，所以十分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在几年内积攒了一个普通乡镇企业家或许需要数十年才能积累的巨大财富”。
而对于政府（体制）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张维迎甚至极而言之称，“企业家人才在政府和工商业间的配置是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决定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话。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
张维迎为了突出市场体制和企业家的丰功伟绩，有意无意忽略了政府体制的正向作用。就拿92派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功来说，他们先前积累拥有的体制内背景和资源，在其日后的创业经商生涯中就起到了不可替代无法或缺的巨大作用。
毛振华创立中国的穆迪公司，要跑央行申请金融业务许可证，其在国务院任职期间积累热络起来的关系网无疑起了作用；田源创立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他下海经商前的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身份也帮了大忙；陈东升创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其此前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的任职经历对其经商亦是如虎添翼。
体制改革，体制改革，还是体制改革
分析人士指，无论是毛振华口中的“独立舞台”和“自己拍板”，还是张维迎说的“公司真正私有”，其实质都指向了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年的一个核心命题——产权改革和个人激励。不解决个人激励问题，不把农地分给农户，中国农民永远吃不饱；不解决个人激励问题，不向企业放权让利、不松绑民营经济，中国城市也搞不好。
黑龙江省长陆昊在2016年中国两会期间遭遇“龙煤”危机（图源：VCG）
1992年之前，中国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按所有制成分划分，企业类型单一，只有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简单定性。此种环境下的企业，产权不清晰、政企不分成为顽症，企业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附庸存在，是政府职能的延伸。
1992年之后，市场化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产权不清、政企不分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一大批现代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但中国很多地区政府和政治对企业的不当微观干预仍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毛振华此次罕见炮轰政府机构亚布力管委会，正是对这种政府不当干预、与民争利及其背后的机制体制的绝望哀嚎。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其《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谈到，“中国面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中国面对的是个人激励这个根本问题。他们试图让官员像私营企业那样，但这不会凑效。除非让你占有高达20%的股份，整天担心股市崩溃会对你产生影响，不然你不会在乎，也不会采取应对措施”。
当今中国仍需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以解决个人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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