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灿新著〈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是“高水平”的抄袭还是“花了相当大的精力”的成果？》，作者冯贤亮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国灿系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5月出版了由其主编的《江南城镇通史》（共七册）。本文的举证针对《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除此文外，冯贤亮教授另有八万余字的举证材料已提呈有关部门。
《江南城镇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
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倘若学不高，则难为人师，身不正则更有损风气。
《光明日报》2017年12月12日发表了莫洁的文章《对学术造假要有反腐败的狠劲》。文中强调指出，要对学术造假实行“一票否决制”，特别是对那些自动弃守学术底线、违背科研诚信要求、不断拉低学术下限、大肆剽窃抄袭者。
最近，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宋史学者”陈国灿主编的《江南城镇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7年5月出版，有关媒体也作了宣传和报道。其中，由陈国灿独著的《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就是一本顶着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光环，大行剽窃、抄袭的作品，对学术与法律没有丝毫敬畏！也完全违背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鼓励人文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出优秀成果的良愿！
二
早在2007年，我个人应邀参与陈国灿召集各位师友（戴鞍钢、王日根、张剑光、张海英、黄爱梅、黄敬斌等教授）一起进行江南城镇史的研究。当时还申请获得2007年度浙江省哲社规划重点项目，我承担的子课题就是“民国时期江南城镇研究”（批准号：07JDJN011Z）。最终的结项成果稿（电子版），都交给陈，后续的项目鉴定情况及有关的出版计划等工作，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告知。
浙江哲社项目结项后，2015年，陈国灿在我、张海英、黄敬斌等人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擅自拿我们所有的课题成果稿，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去申报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可以说，陈拿我写的民国卷稿子去申请国家社科后期资助，已与当初浙江哲社项目的协议内容无关，又未经得我的允许，已涉嫌侵权。
而且，得知要正式出版并获知已安排好清样并要我校订时（2016年），也是事后从上海人民出版社齐书深先生处获知。我个人觉得自己的作者权益要有保障，曾在电话中向齐先生请教是否要签订出版合同、是否每本书号是独立的以及稿费如何确定等事，齐说要与陈商量，他不能决定。我当时觉得出版社都不能这样决断，感到很有问题，表示如果没有上述权益，我拒绝出版。
在后来与陈沟通未果，且仍然不能与出版社签订必要的出版合同的情况下，坚决表示不允许自己的书稿进入这个城镇史系列。同样的情况是，原来承担明代卷的张海英与黄敬斌两位教授，并正在校订清样时，知晓这样的情况后，也都坚持退出了。毕竟这个后期资助项目是与陈签订的，与我们完全无关，也与2007年浙江哲社课题项目书的约定内容无关。
2017年10月14-15日，挂名陈国灿主编的七册《江南城镇通史》终于在浙师大隆重举行了一个发布会，并号称“第一部关于江南城镇研究的通史”。民国卷部分完全由陈国灿一个人独立完成。从我正式退出项目，到出版社正式出版陈国灿《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之间，陈重新写作最多也就半年时间。这不能不令人生疑。粗翻之下，我颇感震惊，从正文到注释看到大量与他人成果雷同与相似的内容。由于我的民国卷是在我不知情况下被用于申请后期资助，全文电子档都在陈手上，拷贝、改写当然太容易了。相信申请材料在作为申请单位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全国哲社规划办应有保留（也愿意相信不会很快销毁），评审专家当然应该看到过这部分内容。
还必须说明的是，2012年完成浙江社科项目后我交给陈的成果稿，当时电脑统计数有40余万字，陈嫌我写得太多，最后被他大肆砍削，形成了陈认可的稿子（我收到排好的稿子是2014年12月3日，电脑统计字符数为25万余字；本文比对陈的剽窃问题时，以此为主要样本，以下简称“冯稿”）。
本人的电子档书稿虽已成型，当中不少篇章在修改后曾发表于相关学术刊物，但书稿第二章工商业、第三章城镇食宿服务与旅游业的有关部分、第五章的城镇人口与社会部分，大多没有发表过。
通观正文不到300页的《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以下简称“陈书”），涉嫌抄袭剽窃的内容多而细碎，且多以剽窃他人资料据为己用为主。我们不惮繁琐，作过许多比对工作，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些问题。我们也深为陈国灿“高水平”的剽窃手段与侵占、拼凑他人研究成果的功夫所“折服”。
《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
三
但凡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以及江南区域史有所了解，或在研究上有所涉略的，大概都能轻易地从陈书中发现他
大量剽窃、抄袭、拼凑他人研究论著的内容，不仅是别人的观点与思路，而且更多的是他人辛勤爬梳的资料。
大概陈以为史料上的抄袭算不得抄袭吧，所以陈书在这方面特别疯狂，肆无忌惮，直接抄录据为己有，当然抄得错乱和胡说的也不少。
我们确认抄袭的依据，最简单的一条，就是利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并没有随文出注说明。
陈书从“绪言”部分开始，直至所谓的“余论”，充斥了抄袭内容。
陈书“绪言”从第1页开始，长段抄袭他人研究成果。
如陈书第1-2页：
从广阔的历史视域来看，城市不只是各级统治据点的载体和社会活动的集聚地，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都市为文化发展中心，亦人类进化策源地，所以科学艺术，为人类进化之机，无不由城市居民所发明。
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城市占最重要的地位，人类的历史，就说它是城市的历史，亦无过当；欲求国家的进步，谋人类的发展，必先从改良城市入手；城市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这些论述包括注释，都抄自华中师范大学高路的博士学位论文《1900—1937年中国社会精英对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指导教师：涂文学教授，2013年)中的第37、39页：
并且有人意识到，市政建设关系着文明的进化：
“都市为文化发展中心，亦人类进化策源地，所以科学艺术，为人类进化之机，无不由于市城居民所发明”（格诚：《市政管理之我见》，《市政月刊》第5号，1928年10月31日，《言论》第10页）
随著外国市政学传入国内，以及一大批留学欧美的先进知识分子研究了西方市政乍识并亲眼目睹了欧方城市文明的灿烂玄奇以后，同时也是由于1927—1937年间出现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上海、汉口、南京等大城市在工业化的带动下进一步发展."城市”更加引起了人们热烈的兴趣，许多中国学者也从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待城市发展的意义：“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城市占最重要的地位，人类的历史，就说它是城市的历史.亦无过当：欲求国家的进步，谋人类的发展，必先从改良城市入手：城市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扳动力。”（
温崇信：《城市的意义》，《市政期刊》第2期，1934年，第7页。）
后面类似这样的抄袭很多。
再如，陈书第3页从“曾多次出任广州市长的孙科在为《广州市市政报告汇刊》所作的《序》中说”这句开始，到“今日的上海太令人不满意了”开首的长段内容，都抄自高路的论文第39-41页，当然包括注释内容都照抄不误。
陈书第3-4页，“1934年，有人曾这样评价变革中的上海及其发展前景”开始的长段叙述，抄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5-116页。陈书整体照搬，根本不出注说明是《上海通史》的成果。
接下来，陈书第5-6页：
江南城镇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其中既有地域格局上的不平等，也有各级城镇之间的不平衡。1923年，郁达夫谈到上海和苏州发展水平的差距时说：“上海的市场，若说是二十世纪的市场，那末这苏州的一隅，只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古都了。
抄自冯稿第172-173页：
民国时期江南城市的发展，就空间形态而言，其变化大多十分有限，地域结构相对也比较稳定。……另一方面，江南地区传统的城市地理格局被打破，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以及冯贤亮、林涓：《民国江南城镇的现代化变革与生活状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第150页：
郁达夫则比较过上海与苏州两地：“上海的市场，若说是二十世纪的市场，那末这苏州的一隅，只可以说是十八世纪的古都了。”
至于陈书自第6页起到第12页所谓的“相关研究概括”，都是简单罗列论著名称，这些文献目录完全抄自他人的论著，一个注释都没有。
陈书第12页最后的“几点说明”，抄自冯稿第11页，其中涉及征引包伟民著作的一个注释，陈书没有抄录。
可以说，陈书“绪言”部分总共才13页，绝大部分是抄袭。
四
陈书正文总共才五章，从第一章开始，剽窃、抄袭内容俯拾皆是。有人可以说，陈书所有抄袭的部分，都有资料来源注释，但只要经简单的比对，就可以轻易地发现，所有注释也是抄袭而来。
《江南城镇通史》主编陈国灿
陈书第17页，言及“上海作为战事中心地，受到的冲击和破坏更大，社会混乱，工商歇业，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等长段内容，包括其中外界不太容易获得的文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大事史料长编》（1919-1920），内刊本，也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注释里。
实际上，都剽窃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即杨国强、张培德编的《民国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3-164页的内容。
这样长段的抄袭他人成果，完全没有注明是来自先行的研究，陈以为只是抄录他人资料，可以让人忽视抄袭行径，实在是自欺欺人。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陈国灿擅长将他人研究中的数据统计说明或表格资料，化成陈的表述方式，在形式上进行伪装，以蒙蔽读者。
例如，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7页“表2-1 民国时期上海外贸统计”中的大量数据，陈书在抄袭时进行分割使用，主要出现在陈书第16页、第20页、第50页、第53页、陈书55页、陈书第61页。
陈书的这些抄袭，将他人辛勤整理的数据成果，轻易地据为己有，并且以分割使用的方式，以免引起他人的怀疑，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上海通史》的编者从海关关册中细心爬梳出来的数据，被陈书轻易剽窃，陈国灿在注释中还大言不惭地号称他是从同年海关关册中取得数据，以欺骗读者。
陈书第29、30页长段述及吴兴、长兴两县的城镇概况以及“表1-4 民国中期吴兴、长兴两县基层行政建制情况”，主要抄自林涓、冯贤亮：《地方行政区划变革与国家控制：对民国江南城镇的一个考察》（《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3辑，2013年）第152、153、157页以及冯稿第17页“表1-3 1932年长兴县的行政区划”。另外，陈书第二章第77、78页也同样抄自此。
陈书第39-40页，叙述浙江钱塘江航线交通情况，抄自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注65注文与第138页中的相关内容。
陈书第二章开始，比较集中而明显的一大抄袭，就是以表格数据为主的剽窃行为。
陈书第52页，从第一段“从其他工业企业也纷纷兴起”起，至“纱锭、布机数分别占同期全国的9.67%和11.9%”，其中关于江南城镇的工业大量的数据，完全没有出处引文，完全不符学术规范，当然可以相信也是抄袭拼凑而来。
陈书第61页“表2-1 1935年上海部分货物进出口贸易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抄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八卷第27-28页“表1-15 1935年上海、全国主要出口货值、量及所占比重表”以及第29页“表1-16 1935年上海、全国进口货值、量及所占比重”。
陈书中的资料与数据统计，就是这样从他人论著中抄袭拼凑并适当予以改换形式，对他的剽窃行为进行包装。
陈书第71页：
吴兴练市镇有各类商店298多家，涉及近61个行业。
这个数据统计，抄自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第331-332页附表中的统计结果，但陈国灿完全不注明这是《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的研究成果。
此后类似这样的抄袭，在陈书中随处见到。
再如，陈书第90页：
孝丰县城内，原来最热闹繁盛的南门大街，战火之余，只剩下了14间残破的房屋；北街一带街区则全被烧毁，只剩下“曲折高低不平的断墙残垣”。
绍兴县在1938年5月至1940年10月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进受日机100多次突袭，被毁房屋近3600间。
嵊县在1941年5月遭受大轰炸，“全城精华之商业区，大小商店数百家，付之一炬，尽成焦土”。
日机轰炸，“毁房2000余间，烧死平民293人，炸伤600余人”。 1942年夏季的浙赣会战，波及浙江杭州、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地，特别是金华和冲州，逍到破坏尤重。金华城内外到处庐舍为墟，“东关、西家、南市街、棉塘、施村等多处，全部毁灭”，“农村产业，商人物资，悉化灰烬”。衢州城区的南市街、新桥街、上街、坊门街、浮石街及中、东、西河沿、化龙巷、峥嵘山等“焚毁略尽”，街中、街师专署、平民工厂“破毁独重”。
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宁绍地区在抗战初期即遭日机轰炸，宁绍战役后更是受到严重的摧残。如绍属之绍兴县1938年5月一1940年10月遭日机空袭101次，毁屋2127间，震倒房屋1468间（李石民：《日寇暴行撮录》,《绍兴文史资料》第9辑，第107—108页）。1941年沦陷的后巳是“庐舍邱墟，灾民盈野”（《浙江省绍兴急赈》，二档,二0七六，601）。嵊县在1911年5月的大轰炸时“烧毁商店、民房六千余间”，“全城精华之商业区，大小商店数百家，付之一炬，尽成焦土”（李志浩：《日机滥炸嵊城之惨象》，《绍兴文史资料》第9辑，第170页）。鄞县在沦陷前遭日机7次轰炸，“毁房2000余间，烧死平民293人，炸伤600余人”。（蔡益人：《日机在宁波市区七次大轰炸》，《宁波文史资料》第12辑，笫9页）
浙赣会战使省内30多个县遭受日军侵犯，涉及金、衢、杭、严、处、台、温各属。凡机场及铁路沿线的城镇村庄十之七八被焚毁，而在日军进攻的重点地区金华和衢县，其惨象更是触目惊心。金华城乡到处庐舍为墟，如东关、西家、南市街、棉塘、施村等多处，全部毁灭”。安地、云岩、双善等乡“如外畈至箬阳，琴坛至郑宅，及七间屋，纵横数百里，山村数十处，全被焚毁”，“农村产业，商人物资，悉化灰尽。”据统计，全县40个乡镇被杀3631人，被焚房屋（47页）36798间（《饥饿声中话金华》，《博爱》创刊号，第二历史档案馆，廿一，（2），258，笫201页），冲县之破坏情形也极其惨重：城区南市街、新桥街、上街、坊门街、浮石街及中、东、两河沿、化龙巷.峥嵘山等“焚毁略尽”.其公共建筑“间架仅存”，街中、街师专署、平民工厂“破毁独重''。城外村庄如沙湾、七电街、大教场、桃园、乌溪桥、戚家等地“全部焚毁"，樟潭镇、沈叶杨村、田铺、严村、慈姑垄、姜家坞等地“亦焚烧过半''。以至于当地有“十无”之谣：“广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约、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少女。”战争期间全县“房屋被焚者十万余间”。（徐映璞:《壬午衢州抗战记》,衢州市政协文史委编：《衢州抗口战节史料专辑》，1985年印行，笫28页）
值得一提的是，现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的张根福与毕业于浙师大、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的岳钦韬合写的这本著作，着重研究了抗战时期浙江基层社会特征与变化，陈书在抄袭过程中，正文与注释一并抄录，完全一致。
陈书第90页：
无锡作为新兴的工业城市，经日机的轮番轰炸，大批工厂被毁，商业完全停顿。（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11页）常州遭受过四次大轰炸，商店歇业，市面萧条。（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第112页）
这部分抄自林涓、冯贤亮：《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225-226页：
无锡是沪宁交通的一个重要据点，1937年10月间即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全城顿成萧条之象，各商店相率闭市，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扶老携幼趋往乡间避难的民众。常州的情况也很相像，城内居民大部分已迁避乡间，商店歇业，市面极形萧条。（《中国旅行社无锡分社致总社函》（1937年10月7日）、《中国旅行社常州分社撤退情形报告》（1937年12月2日），收入上海市档案馆编：《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上海书店2005年版，第111－113页。）
……
常州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在未沦陷之前就已遭受过四次大轰炸，在地方守军撤走后，城内十分混乱，尸体纵横。类似的，太仓城在轰炸后，房屋被焚毁殆尽，东南北三门外仅剩十余幢屋，西门内外已成一片焦土。（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193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5页。）
陈书在抄的过程中，虽然经过包装，但抄袭痕迹明显，又太过匆忙，不仅自编页码，还想当然地伪造注释，以致错误连出。
陈书第90-91页，有关抗战爆发后嘉兴、嘉善、海盐、孝丰、王江泾、王店、新塍、新丰镇、陡门等城镇情况的论述，都抄自林涓、冯贤亮：《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226-227页。
陈书在抄袭过程中，缩略表达方式，打乱城镇叙述次序，甚至自以为是地简化注释，以躲避剽窃嫌。
而且搞笑的是，嘉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所编的资料《嘉兴市文史资料通讯》，而非陈国灿想当然的《嘉兴文史汇编》的编者，以为通过这样的缩略方式，可以欺骗读者。
陈书第92第一段材料：
日军各处杀人、各处纵火，以扫荡之衙前镇受祸最烈，焚毁房屋亦多，杀死良民一百三十九人，大半皆新港附近农人……赵家桥全镇焚毁过半。新庙、广陈、泅里桥、全公亭诸镇或焚毁十之四五，或焚毁十之二三，人畜死伤无算……新仓镇焚毁近半，后数月又去扫荡，芟夷几尽。（冯宗孟：《当湖蒙难录》，民国间稿本）
抄自冯稿第42页以及林涓、冯贤亮：《抗战时期江南城镇的生活与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228页：
平湖人冯宗孟在抗战时留居城内，亲历了沦陷后的社会变化，逐日记下了日军的暴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从1937年11月6日，日军飞机轰炸平湖开始，到19日日军入城进行了大屠杀，并纵火焚屋，县东至城门口大小街房屋焚毁最多。此后其他被焚劫的主要市镇，还有不少。例如，在霓堰镇，房屋数十间被焚毁，居民死伤数人；新篁镇的南市房屋被焚毁十之二三，北市则无恙；向称安靖而繁盛的凤喈桥镇，民房被焚毁数百间，略有市面的西塘桥市则在此前二日就被焚了；新埭镇民房最初被焚毁数十间，后来又被纵火焚烧；县境北部的钟埭镇，虽在战争爆发时市面似较以前繁盛，开始也未遭兵火蹂躏，但在后来镇中心的房屋被焚百余间，数十人被烧。平湖东乡的市镇多次遭受焚劫之灾，1940年5月6日在日军的扫荡下：“衙前镇受祸最烈，焚毁房屋亦多，杀死良民一百三十九人，大半皆新港附近农人”，“赵家桥全镇焚毁过半。新庙、广陈、泅里桥、全公亭诸镇或焚毁十之四五，或焚毁十之二三，人畜死伤无算”，同样，“新仓镇焚毁近半，后数月又去扫荡，芟夷几尽”。（冯宗孟：《当湖蒙难录》，民国间稿本，第3－56页。）
我们引文本来省略的地方，陈国灿只能省略，后面的陈又故意省去一些，做得好像是他查抄的资料一样。因为引用的是抄本，陈国灿在拼凑这本小册子时根本看不到。如果不是抄袭，就请他马上说出这个抄本的来源并提供原抄本的图像！
像上述这样大段或整页的抄袭，在陈书第二章中的两个小节《日军的掠夺与控制》、《城镇经济的衰退》，以及《内战的冲击》一节，即第90-112页，随处可见。抄袭来源以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民国经济》为主，以及冯稿、袁成毅主编《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7卷《民国政治》等。可以比对的内容，主要如下：
陈书第90页：抄自冯稿第27、28、29页以及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46页
陈书第91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46、47页以及冯稿（2014）第28、29页
陈书第92页：抄自冯稿第28、29、30页以及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46页注7
陈书第93页：抄自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第1、2页以及冯稿（2014）第32、27页注
陈书第94、95页表2-8，并非据孙果达编制，而是完全抄自孙果达附表。而陈书第95页正文部分抄自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民营工厂的内迁》第134页载表
陈书第96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98、97页
陈书第97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112页以及《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345页
陈书第98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122、115、116页
陈书第99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122、113页以及《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359页
陈书第100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361、354页以及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112、113页
陈书第101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358页以及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117、355、120页
陈书第102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365、367、368页
陈书第103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421页、第376页
陈书第104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324、325页
陈书第105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173、93、325、358、46页
陈书第106页：抄自张根福、岳钦韬《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第46、325、362页、329页以及《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436、435、439页
陈书第107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439、430页以及《浙江通史》第12卷《民国卷下》第330页
陈书第108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447、448、449、451页
陈书第109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440、441、447、452、453页以及《上海通史》第七卷《民国政治》第454、469页
陈书第110页：抄自《上海通史》第八卷《民国经济》第460、463页
陈书第111页：抄自《上海通史》第七卷《民国政治》第449、453、454、455页
陈书第112页：抄自《上海通史》第七卷《民国政治》第456、457、462页
以上不过随手检到，更多的抄袭细节太过冗烦，没有必要全部举出。
而且陈在抄的过程中，很费力地进行伪装，甚至自以为是的改编，以致讹误亦不少。
例如：
陈书第124页：
无锡的近代工业包括纺织、食品、化工、五金、机械、文化等多个种类，尤以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最为发达。1930年，城区内这两类的工厂有50多家，其中棉纺厂6家，织布厂15家，缫丝厂15家，碾米厂7家，榨油厂10家。（柳肇嘉编著：《江苏人文地理》，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第112页） 至30年代中期，全县纺织业工厂已有110多家，其中棉纱厂7家，棉织厂23家，缫丝厂50家，针织厂33家；食品业工厂有近40家，其中面粉厂4家，碾米厂27家，榨油厂8家。（李长傅编著《江苏省地志》，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83页）
抄自冯稿第52页及表格2-5的统计数据：
到1920年代，无锡的工业包括成丝、纱、面粉、油饼、翻砂、肥皂、织布、印刷、教育用品等几类，规模都很可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中国旅行指南》，“无锡”，第4页。）特别是面粉工业，发展迅速。……可以说，在无锡地方工业中，除纺织业外，面粉工业长期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江苏面粉工业中也占据首位，就全国而论，仅次于上海。1930年代初，城内有纺纱厂6家，丝厂15家，织布厂15家、碾米厂7家，榨油厂10家。（柳肇嘉编著：《江苏人文地理》，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第112页）
陈书不仅缩略抄录，还自动编写时代与工业名类，特别是将1930年代的统计改写1930年，这是完全不对的。当然极费心思地将表格资料变成文字叙述，是用足了剽窃功夫。剽窃的重点，一直保持在他人研究成果中的引文资料与数据系统。
再如，陈书第139页：
同县的同里镇街市繁盛，为全县“各属市乡之冠”，尤以米的交易最为活跃，一度有大小米行50多家，年营业额达百万元以上。（教育研究会编，范烟桥等校订：《同里乡土志》，1921年铅印本，第3页。）
抄自冯稿第63页：
同里镇市肆繁盛，号称吴江县“各属市乡之冠”。镇上有米行、盐公堂、典当等，米行大者有20家，小者30多家，多不依门市，米粮全部直接贩往上海，每年全镇米的营业额在百万元以上。盐公堂的盐，则主要运销吴江县各区。（教育研究会编：《同里乡土志》，范烟桥等校订，民国十年铅印本，页三；钱小云：《吴江同里杂记》，《国风》1934年第3期，第45页。）
陈在抄袭时，只保留了注释中的一个文献，陈以为后面那条文献是指盐的，所以不抄。这完全是陈的胡猜，以为这样可以躲避抄袭的嫌疑。
再如，陈书第139页：
太仓县东部的浏河（又称沙溪）镇，镇区包括新镇和老镇两部分，其商业之盛号称全县之最。镇上街市店铺繁多，到30年代末，平均4户居民就有一家店铺。（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5页。）
抄自冯稿第63页：
在太仓城东60里的浏河，一名沙溪，又名沙头，分新、旧二镇，新镇在老镇东，即过去的刘家港，是沪太汽车路的终点，地位重要。这里盛产棉花，镇民夹河而居，商贾之盛号称太仓境内之冠。据1939年的统计，沙溪镇的居民有5000人，店铺为300多家，其中，商业店铺占了总各种店铺总数的45%，服务业店铺占35%，剩下的约20%为工业店铺。（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一一1820年代华亭一娄县地区GDP研宄》，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4—125页。）
陈在抄袭过程中，作了简单的除法，得出平均4户有一家店铺，可谓苦于心计，但页码只抄了第125页，以为这个数据属于此页，其实前面所述新、老两镇的情况，是第124页的，陈国灿总是这样自以为是，抄袭的时候作了如此精心的改动，不知道这样反而弄巧成拙。
以下再随手检择陈书中抄袭的实例，以概见陈国灿肆无忌惮的剽窃行径。
陈书第150页：
吴兴的商业状况与嘉兴类似，20年代末，城区较具规模的商店和商行所涉及的经营行业有丝行、绸庄、洋广货、京货、颜料、药材、煤油、南食、茶食、烟、金珠首饰、书籍等。
抄自冯稿第71页：
湖州（吴兴县）城民国初最繁华的市街，分布于骆驼桥、彩凤街、鱼巷口一带，其次在上下北街、衣裳街、太和街等。（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13卷《浙江省》，第95页。）……另据1929年的调查，城内大商店（商行）涉及书、纸、丝行、绉、绸庄、绸缎布、衣、鞋、金珠首饰、嫁妆、笔、洋广货、京货、颜料、煤油、南食、茶食、烟、参、药材、药房等诸多行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中国旅行指南》，“湖州”，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页。）
陈书这次在抄袭时连注释都忘了拷贝，以致于和后面谈及的绍兴商业情况时，合用了一个来自《绍兴市志》的注释。
陈书第155页：
位于苏州观前街商业区的共和旅馆在书刊发布广告，声称所在地段上佳，内部环境优雅，“空气流通，冬夏咸宜，器具全新，配置精雅，交通便利，伺候周到”。
抄自冯稿第99-100页，以及冯贤亮：《民国时期江南旅馆业与城市生活的现代化》（《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第14页：
苏州城中的玄妙观，属于商业最繁盛的一大中心地。这里就建有一个共和旅社，时人称“富商大贾贵绅学界来苏旅行，无有不至元［玄］妙观者”。该旅社新刊的广告词说：
为贵客计图便利起见，特于观前宫巷、碧凤坊巷创造三层楼房，布置大小官房三十余间，空气流通，冬夏咸宜，器具全新，配置精雅，交通便利，伺候周到。倘蒙各界惠临，不胜欢迎之至。
陈书第173页：
镇江和常州城区在1928年各有4家银行分支机构，而钱庄分别有23家和15家，常州还有永孚、豫通、永利、裕丰等4家银号和和慎银公司。
抄自冯稿第80-81页：
从各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看。据1929年刊行的《中国旅行指南》介绍，镇江城区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江苏银行、典业银行等；钱庄则有宝恒、元盛、道生、裕隆、复康、正泰、宝源、生记等23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有鹰洋和江南、湖北银元，以及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外国银行的钞票也可以流通。相邻的常州（武进）虽然没有镇江那么发达，但城区的金融业总体还算不错。银行主要有中国银行、上海银行，还有类似银行的“银公司”和“和慎”；银号有永孚、豫通、永利、裕丰4家；钱庄有瑞丰润、汇丰、润昌、怡丰、同德五丰、源通泰、仁丰、慎余、阜丰、振康源、润康、达昌、龙成、厚丰、恒大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中国旅行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3页）
陈书自作主张，将类似银行直接当成银行分支机构，而缺漏部分信息，并抄错年份，显得好像是陈国灿自己找来的资料。
第四章开始从第179页至第195页，那么长的篇幅论述人口与城镇居民情况，只出现3个小注释，无论是相关数据还是统计表格，基本上都是包伟民、张根福、冯贤亮等学者的论著中剽窃而来，而且根本不作说明。其中，第186-190页表4-6“民国时期江南地区部分市镇人口数量”，将他人研究中的注释，窃作他表格中的“资料来源”一栏。举一例，第186页表格中统计无锡地区1935年市镇的人口部分，资料来源统一为《无锡概览》，其实应为《江苏省地志》中的统计。这部分就明显地抄自冯稿第24页。
陈书第214页：
1920年，无锡冶铁业工人因物价上涨，生计困难，要求增加工资，行业公公会起初同意，后又变卦，“不但不照洋码发给工资，而且照钱码的工资，也不肯付”。
吴江县盛泽镇最初由金银业职工于1926年组织工会，随后又有染坊、理发等行业工会相继成立，并组织起全镇性的罢工、罢市活动。
抄自林涓：《危机与抗争：江南城镇民众的生活（1912－1949）》（《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十六辑）第304-305页：：
1920年，无锡的冶铁业工人因米价上涨、生计困难，“提议加薪”，也经得公所认可，结果在做完两炉铁后，业主方面“忽然变了卦，不但不照洋码发给工资，而且照钱码的工资，也不肯付”。工人们觉得被欺骗了，于是起来罢工，并且宣言回乡种田，不再做冶铁工人。虽经居间调停，双方矛盾一时仍难予解决。
1926年，盛泽镇的工会先在金银业中组织成立。在北伐军进逼上海时，工会公开活动，并有染坊、理发等行业工会继起活动。1927年3月，举行了罢工、罢市，其他工会起来响应，并得到嘉兴工会的积极声援。
在这些论述抄袭外，陈书接下来接近一页的内容涉及绍兴、南京、杭州、上海、宁波等的劳工抗争论述与资料引述，没有出注，都是抄袭而来。
陈书第220页：表4-13“民国初期苏南和上海地区部分县自治市情况”，没有注明出处，自然也是抄袭而来。第220、221页南京建制一段，完全没有出处。
陈书第243页：
盛泽镇先后修筑西新街、沈新街、五龙街等分部街路，均为简陋的砂石路面。
平湖县乍浦镇，在抗战期间遭受战火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修复中正路、复兴路等部分街区道路，均为块石路面。
宝山县真如镇在1928年划入上海市后，道路状并未改善，“每逢天雨，泥泞难行”，“如雨量过多，则路面松坼，车轮陷落，行驶不便”。
抄自冯稿第43页：
号称“江南大镇”的盛泽，其镇区街里建设较一般市镇为好。1928年，里人仲少梅出资建造民房数百间，形成的街道称西新街；不久，沈之万在镇南效建造自己的住宅，同时也建了部分民房，形成的街坊后称沈新街。1931年至1935年，区公所募经费雇工建造马家弄北口至苏嘉公路便道，路宽为4米，为砂石路面。1939年，日军为军事需要，修筑了五龙路，路宽有6米，也是砂石路面。……（盛泽镇地方志办公室编：《盛泽镇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宝山县真如镇在1928年并入上海特别市前，市政建设明显滞缓。镇区的主要交通道路大多“未辅煤屑，故每逢天雨，泥泞难行”，“如雨量过多，则路面松坼，车轮陷落，行驶不便”。（洪兰祥编：《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2页） 浙北平湖县乍浦镇，镇区街巷均系传统的碎石路。抗战初，南外大街被纵火焚烧商铺达200多间，道路破坏严重。战后的1946年，平湖县政府多方筹措资金，对南大街进行全面整修，并更名“中正路”。 次年，又修整复兴路（后名上新街），铺以块石路面。……（平湖市乍浦镇志编纂委员会编：《乍浦镇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55－356页）
陈书的抄袭手法，就是调整、缩略他人研究成果，但经过他的调整，意思会有走样。通过上文的比对，可以得到部分的认识。
陈书第244页表4-20，前文已经揭示，抄自金普森等《浙江通史》第11卷《民国卷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102-105页 表3-15。
此后，第四章最后一小部分论述城镇环境卫生的内容，都抄自冯稿。
陈书第245页：
在环境卫生方面，大部分县城和部分市镇设有专门人员负责道路清洁和垃圾处理，如桐乡县城区由清道夫清扫道路，警察局负责监督核查，所需经费由民间承担；该县青镇于1925年设立清道局，雇佣清道夫每日清扫街道垃圾，抗战后由镇公所管理环卫事务，卫生院负责业务监督。
抄自冯稿第45页：
桐乡县城的街道清理由雇用的清道夫负责，归警察局管理，曾配有卫生警察2－3人，指定巡长（警员）负责卫生稽核。经费最初由民间捐助，后来由商会承担。1925年，青镇创设了清道局，沿街设置垃圾桶、雇佣清道夫每日扫除街道垃圾。从1946年起，所有的环卫事务就当地镇公所来管理，业务则隶卫生院。
陈书第245页：
盛泽镇的环境卫生事务初由警察所负责，后改为分区组织清道会，由民间集资雇人打扫公共卫生。
抄自冯稿第45页：
盛泽镇的道路清扫工作最初是由警所管理，后由民间发起，分区组织清道会，集款雇人分段打扫。
陈书第245页：
据1929年的调查，上海真如镇没有公厕，其镇区街道两旁分布着100多只坑厕，“秽气薰蒸，蝇蚋丛集”。
抄自冯稿第45页：
真如镇上的坑厕颇多，其中在街道两旁的有105只。夏令时节，这些坑厕“秽气薰蒸，蝇蚋丛集”（洪兰祥编：《上海特别市真如区调查统计报告》，1929年铅印本，收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4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陈书第245页：
1934年，有人去奉贤县调査，发现该县城镇坑厕颇多，污秽严重，“即最繁华之市中，必有甚污秽之厕所，不云五步一厕，十步一坑，然亦属不少”。
抄自冯稿第45页：
在奉贤县，据1934年卫生工作者的调查，因无人整顿，坑厕甚多，“即最繁华之市中，必有甚污秽之厕所，不云五步一厕，十步一坑，然亦属不少”（张骥：《试述奉贤县医药与卫生概况及旅奉同学服务情形》，《校声》1934年第2期，第9页。）
陈书第264页：
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申报》刊载了一个内地文人的笔记，叙述其游历上海前后的感受：
仆生于小邑之中，居于穷乡之内……暇时阅《申报》，每见其述洋场之胜景，不禁神为之往，意为之移。然其所谓电灯如月，可以不夜；清水自来，可以不涸；德律风传语，可以代面，虽远隔而如见；电线递信，速于置邮，虽万里如一瞬。此等语辄目之为海外奇谈，疑信者半。……今年有友人经营来沪，仆与俱来，舍于洋场者逾月，终日无事，蹀躞街头，见列柱如林，而线如丝，知为电线，而传报之速则不获见也。一日，友人有事，传电伦敦，未顿饭时，而回电已至。友人告仆曰，此即电报灵速之证也。伦敦去此六七万里，而来去消息至于如此之速，不禁为舌挢不下。
抄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一卷《导论》第99页：
一个乡村文人游了上海以后，写了这么一段笔记：
仆生于小邑之中，居于穷乡之内，生平足迹不出五十里之外，且耕且读，意亦自得。暇时阅《申报》，每见其述洋场之胜景，不禁神为之往，意为之移。然其所谓电灯如月，可以不夜；清水自来，可以不涸；德律风传语，可以代面，虽远隔而如见；电线递信，速于置邮，虽万里如一瞬，此等语辄目之为海外奇谈，疑信者半。因思亲至其地，一扩眼界，以征报上所言之虚实。今年有友人经营来沪，仆与俱来舍于洋场者逾月，终曰无事，蹀躞街头，见列柱如林，布线如丝，知为电线，而传报之速则不获见也。一日，友人有事，传电伦敦，未顿饭时，而回电巳至。友人告仆曰，此即电报灵速之证也。伦敦去此六七万里，而来去消息至于如此之速，不禁为之舌挢不下。再细询之，乃知街上所布，亦有不同。线之稀者为电报所用，线之密者为德律风所以传语者也，其杆之高低，亦复不同，而疑者遂信矣。
陈书第265页：
有人曾这样评论当时江南社会风尚变化的特点：
世界动向不管是在巴黎或是在英伦，只要发生了能够波到中国来，江南人的生活，马上就有了一个适应：而且他们的适应，是具着创造的模仿，造成独立一格的风尚，从思想，学术，工作，物质的建设，私生活的爱美，各方面里，都在在给内地人们，一个莫大的兴奋与刺激，所以江南人民一部份的生活，是紧张的，进步的，新陈代谢的，而能够影响成中国全社会的新动向。（刘翔：《江南社会的解剖与再造》，《新运月刊》第34期，1936年）
抄自冯稿第152页，以及冯贤亮：《上海繁华：民国江南城镇的社会变化与人生追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第十四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江南地区交通发达，人口稠密，经济、文化都较昌盛，农村工人的工资也较高。江南人的生活确实有让外人艳羡的地方。当时有人论道：
世界动向不管是在巴黎或是在英伦，只要发生了能够波到中国来，江南人的生活，马上就有了一个适应：而且他们的适应，是具着创造的模仿，造成独立一格的风尚，从思想，学术，工作，物质的建设，私生活的爱美，各方面里，都在在给内地人们，一个莫大的兴奋与刺激，所以江南人民一部份的生活，是紧张的，进步的，新陈代谢的，而能够影响成中国全社会的新动向。
陈书第266页：
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在1934年所作的《大旱》一文中，谈到家乡浙北乌镇的生活风貌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镇里有的是长途电话（后来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电灯，剪发而且把发烫曲了的姑娘，抽大烟的少爷，上海流行过三个月的新妆，还有，——周乡绅六年前盖造的“烟囱装在墙壁里”的洋房。（茅盾：《大旱》，《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抄自冯稿第152页，以及冯贤亮：《上海繁华：民国江南城镇的社会变化与人生追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第十四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286页：
对北方人来说，江南像乌镇这样的小镇，就感觉有北方的二等县城那么热闹了，而且很摩登：
镇里有的是长途电话（后来你就知道它的用处了），电灯，剪发而且把发烫曲了的姑娘，抽大烟的少爷，上海流行过三个月的新妆，还有，——周乡绅六年前盖造的“烟囱装在墙壁里”的洋房。 （茅盾：《大旱》（1934年9月），收入氏著《茅盾全集》第十一卷《散文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页）
陈书全面抄录冯稿中的资料，但删掉了原注中的1934年9月这个时间信息。
陈国灿惯常窃取他人成果中的相关数据和史料，改换表达方式，大肆据为己有，甚至修改剽窃过来的注释，以期掩盖抄袭。
这样的行径，在陈书中随处可见，举不胜举。
陈书第272页：
苏州城区的饭店菜馆特色多样，其中较具规模的菜馆中，就包括京菜馆、徽菜馆、粤菜馆、西菜馆、镇江菜馆、教门菜馆、本地菜馆等。
抄自冯稿第88页，以及冯贤亮：《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江南城镇地区的交通与食宿（1912-1949）》（《江南文化研究》第6辑“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专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城中的菜馆，区分甚细，有京菜馆、徽菜馆、粤菜馆、西菜馆、镇江菜馆、教门菜馆、本地菜馆等；至于小饭馆，就更多了……（尤玄父：《新苏州导游》，苏州：文怡书局1939年刊本，序（1938年冬），第109页。）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江南城镇地区的交通与食宿（1912-1949）》全文，曾于2011年7月22-25日由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以大会主题报告的形式发表交流。陈国灿从中剽窃了大量资料。
陈书接下来的内容，很多抄自冯文。
陈书第272页：
如杭州县临平镇的餐饮业相当活跃，据1946年的统计，镇上有各类饭菜馆20家，其中“聚乐园”，创办于清末，以加工徽帮名闻当地。
抄自冯稿第90页：
有关杭州县各镇的饮食业，据1946年的统计，临平镇、塘栖镇各有饭菜店（铺）20家，大多为供应家常便饭或“门板饭”的小店，较著名的是临平镇大陡门口的聚乐园，创于清代光绪初年，以加工“徽帮”菜肴闻名……
搞笑的是，此处冯稿打字中的一个讹误，即杭县错打成了“杭州县”，陈国灿也照抄不误。
陈书第272页：
镇江城市规模不大，也兴起一些西餐馆，以满足人们的需要。20年代初，城内西餐馆以“美丽”一家为最有名，其西菜特色较醇，服务也最佳。
抄自冯贤亮：《公共服务的现代化：江南城镇地区的交通与食宿（1912-1949）》（《江南文化研究》第6辑“首届江南文化论坛专辑”，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
至于西菜馆，虽说对一般人多少带有新鲜感，但在江南地区，这类菜馆并非少见，既迎合了海外人们的需求，也能让当地人感受些异国的风味。像镇江的西餐馆，只有“美丽”一家，其他还有中西混合的餐馆，所以营业服务以“美丽”最优。（朱瑾如、童西苹著：《镇江指南》，镇江指南社1922刊本，第55页）
陈书的抄袭手法，在能够改变表达方式的地方尽量变换，以诡避抄袭嫌疑，实际上也是“篡改他人研究成果”的一种形式。
陈书第278-279页有关上海公园及其节庆休闲活动等大段史料论述，皆抄自熊月之《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中的相关内容。
如，陈书第279页：
溯自上海太平以后，逛公园也算上海仕女一种消遣，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景苍凉，冬日严肃，在在都有一游的价值。梵皇渡公园与外滩公园因满目都是刺激朋友，胆小的娘儿们更裹足不前，贝当路、白赛仲路两公园小得如双亭子间一样，虹口公园、昆山花园亦做梦都不会去，文庙公园尤不在话下，最稳妥便利，最热闹的中心地段，那只有顾家宅公园。于是文人雅士、闺阁名媛，连我这俗不可耐的闲人也时常去玩玩，“吃”一些新鲜空气。……在顾家宅公园见到的，也独多以上三种典型人物。奶妈或母亲携着孩子，悠悠地织绒线；男男女女并肩挽手的走桃花路；也有带着沉重的几十斤重的洋装书在池边埋头勤读，也有痴汉似的独自在亭子里练拳。可以说，“男人衣着，悉如外人，并怡然自乐’’，孤岛上的一个“世外桃源”。
抄自熊月之《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第131页：
1939年，一位游客记下游览顾家宅公园的心情：
溯自上海太平以后，逛公园也算上海仕女一种消遣，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景苍凉，冬日严肃，在在都有一游的价值。梵皇渡公园与外滩公园因满目都是刺激朋友，胆小的娘儿们更裹足不前，贝当路、白赛仲路两公园小得如双亭子间一样，虹口公园、昆山花园亦做梦都不会去，文庙公园尤不在话下，最稳妥便利，最热闹的中心地段，那只有顾家宅公园。于是文人雅士、闺阁名媛，连我这俗不可耐的闲人也时常去玩玩，“吃”一些新鲜空气。……在顾家宅公园见到的，也独多以上三种典型人物。奶妈或母亲携着孩子，悠悠地织绒线；男男女女并肩挽手的走桃花路；也有带着沉重的几十斤重的样装书在池边埋头勤读，也有痴汉似的独自在亭子里练拳。可以说，“男人衣着，悉如外人，并怡然自乐”，孤岛上的一个“世外桃源”。
陈书第279页：
有关城隍的习俗活动很多，如三月二十八日是“城隍夫人”诞辰，要举行大规模的游灯活动，前后持续多日；四月夏立日，要进新麦给城隍神，择取麦穗磨粉后粘成蚕状，俗称“麦蚕”。
抄自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31页：
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诞辰，县城东门外广搭灯棚，遍悬灯彩，到二十八日才移进城中，称作“城隍夫人诞”。这种日夜游灯的活动，要维持十天左右。不过在四月“立夏日”，还要进新麦给城隍神，择取麦穗磨粉后粘成蚕状，叫作“麦蚕”。
陈书第280页：
嘉善县魏塘镇有多种多样的娱神活动，如农历三月初三有关帝庙会，三月十四日有天妃神会，三月十七日有城隍庙会，三月二十八日有杨王庙会，三月二十九日有二老爷庙会和安乐王会，四月二十三日有关帝庙会，八月十四日有哨船会等。
抄自冯贤亮：《岁时节令：图说古代节俗文化》（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246页“魏塘镇庙会活动与时间”。
陈书283－285页，大量抄自冯贤亮有关民国江南城镇茶馆的研究分析。
如，陈书第283页：
30年代前期，较为著名的有城隍庙一带的春风得意楼、乐意楼，南京路的五龙日升楼、一乐天、仝羽春，福州路的青莲阁、四海升平楼，广东路的怡园，北四川路的会元楼、粤商楼、小壶天、利男居、群芳居等，这些茶楼常常宾客满座，很是热闹。
抄自冯贤亮：《江南城镇的茶馆（1912-1949）》（《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2页：
可是在上海城内有多处茶馆，十分出名。例如，城隍庙有春风得意楼、乐意楼，南京路有五龙日升楼、一乐天、仝羽春，福州路有青莲阁、四海升平楼，都很热闹，宾客常常满座；其余的如广东路之怡园，北四川路的会元楼、粤商楼、小壶天、利男居、群芳居，生意亦佳。
再如，陈书第283-284页：
据1936年出版的《无锡指南》介绍，较有名的茶馆大多分布于主要街道和旅游景区，如通运路有万阳楼、九龙日升楼、青云阁、梁溪逍遥楼等，吉祥桥下有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等，汉昌路有玉和春等，北门外有最宜楼等，北门外有拱北楼、悦心楼等，公园路有新逍遥游、丹凤、万花楼、松凤阁等，大三里桥有蓉湖楼等，观前街有老逍遥游等，崇安寺内有听松园、玉和轩等。
抄自冯贤亮：《江南城镇的茶馆（1912-1949）》（《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3页：
比较著名的茶馆，散布于交通道路或著名景点之处。例如，通运路上的茶馆，有万阳楼、九龙日升楼、青云阁、梁溪逍遥楼；吉祥桥下有青莲阁、四海升平楼；汉昌路有玉和春；北门外员桥堍有最宜楼；北门外尤巷内有拱北楼；北门外坛头巷有悦心楼；公园路有新逍遥游、丹凤、万花楼、松凤阁；大三里桥有蓉湖楼；观前街有老逍遥游；崇安寺内有听松园、玉和轩。
陈书第284页：
就浙北地区而言，嘉善县城魏塘镇1922年时有茶馆66家，其中山凤轩茶楼始于晚清，较为有名，颇受文人墨客们青睐。
抄自冯贤亮《江南城镇的茶馆（1912-1949）》（《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3-74页：
嘉善县治所在的魏塘镇，1922年时有茶馆66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山凤轩茶楼……，颇受文人墨客们青眯。
陈书第285页：
时人郑逸梅谈到苏州城较为有名的吴苑茶社时说：
好得有闲阶级，大都把吴苑深处，作为俱乐部，尽可谈天说地，不愁寂寞。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的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抄自冯贤亮：《江南城镇的茶馆（1912-1949）》（《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5页：
在郑逸梅的印象中，苏州人平常的消遣，就是喝茶：
好得有闲阶级，大都把吴苑深处，作为俱乐部，尽可谈天说地，不愁寂寞。他们谈话的资料，有下列的几种：一、赌经，二、风月闲情，三、电影明星的服装姿态，四、强奸新闻，五、讽刺社会。……一切世界潮流，国家大计，失业恐慌，经济压迫，这些溢出谈话范围以外的，他们决不愿加以讨论。
陈书第285-286页关于“刘大钧在谈到20世纪30年代湖州（吴兴）市镇的情况时也说”这一长段，抄自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与水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6-57页、冯稿第93页与冯贤亮：《江南城镇的茶馆（1912-1949）》（《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5-76页。
陈书的最后一章第五章，就以这样完整的剽窃冯贤亮论文中的资料而结尾。
五
陈书“余论”覆盖第287-289页，具体内容加起来也就两页，字数很少，但基本是由剽冯贤亮与熊月之两位论著中的思路与成果而来。
陈书第287页第一段：
其实，“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英文modernization 的对译。……在中国，有关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在民国时期逐渐兴起的……1933年，上海《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推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1937年，有人进一步将中国现代化概括为四个基本方面，即“大规模的机械生活”、“生产机械文明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大规模的工业组织和管理”、 “教育的普及”。
抄自冯稿第5页“绪言”的第一部分“关于‘现代化’的简单讨论”以及冯贤亮、林涓《民国江南城镇的现代化变革与生活状态》（《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第146-147页：
“现代化”是英文modernization 的对译，也可以说是“近代化”。作为一个外来词汇，中国人最初对其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在民国初的“五四”时期，中国人谈论较多的是“西化”或“欧化”，而不是“现代化”，尽管在当时两者实际上差不多是同一回事。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较大讨论“现代化”以及“现代化”对于中国的意义问题。《申报月刊》在创刊周年纪念时，搞了所谓“特大号”，组织“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所收文章包括杨端六的《中国现代化之先决问题》、陶孟如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张良辅的《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樊仲云的《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前提》、李圣五的《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程振基的《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感想》、吴泽霖的《中国需要现代化么？》、金仲华的《现代化关键在普及教育》、郑学稼的《现代化与中国》、诸青来的《中国实业现代化问题》、杨幸之的《论中国现代化》、吴觉农的《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陈高佣的《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唐庆增的《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等等，论题众多而观点歧异。（详见《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7号） 在此基础上，1937年，有人将现代化的特质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大规模的机械生活”；第二是“生产机械文明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第三是“大规模的工业组织和管理”；第四是“教育的普及”。简而言之，就是机械化、科学化、组织化、教育普及化。（常燕生：《什么是现代化》，《月报》1937年第1期，第148－149页）
接下来，陈书第288页第二段：
1935年，有人在谈到奉贤县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演变的情况时说：“比较大一些的市镇，如南桥、青村港、金汇桥、庄行、泰日桥等处，因其接近上海，颇有近代都市化的气象。”
剽窃自林涓、冯贤亮：《民国江南的城乡关系及其乡土性》（《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32页：
像奉贤县，城乡分化就很明显：“城市方面尤其是比较大一些的市镇，如南桥、青村港、金汇桥、庄行、泰日桥等处，因其接近上海，颇有近代都市化的气象”，其他地方就显得有些“僻远”，文化程度也比较低下一些。
接着，仍在陈书第288页中：
著名作家茅盾曾多次提到位于浙北的家乡桐乡县乌镇的变化，称镇上有长途电话、电灯，有上海流传过来的各种时髦风尚。他感叹地说：“我觉得乡下所有的，镇上都有，——镇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镇上所有的，例如各种新奇的洋货，其中包括留声机和西洋镜，乃至走江湖的各样杂耍，乡下却都没有，乡下确比镇上单调得多了。”
抄自林涓、冯贤亮：《民国江南的城乡关系及其乡土性》（《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231页：
但无论怎样，在市镇居民看来，乡农的生活总是不及市镇。茅盾作了一番对比：“我觉得乡下所有的，镇上都有，——镇上市街之外就有稻田和桑地，有河有塘；而镇上所有的，例如各种新奇的洋货，其中包括留声机和西洋镜，乃至走江湖的各样杂耍，乡下却都没有，乡下确比镇上单调得多了。”（茅盾：《我怎样写“春蚕”》，《文萃》1945年第8期）
接下来，也在陈书第288页中：
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谈到当时上海租界与华界城市发展的巨大差异时说：“今日之上海，所谓繁盛之区者，不过租界地耳。一入华界，虽与租界接壤处，稍有改旧观，而较远之区，犹不脱昔时农村社会之状态。”
抄自冯贤亮：《上海繁华：民国江南城镇的社会变化与人生追求》（《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第十四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
而以租界与华界发展状况的比较来说，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也实在太过悬殊。就像当时的上海指南中所说的：“今日之上海，所谓繁盛之区者，不过租界地耳。一入华界，虽与租界接壤处，稍有改旧观，而较远之区，犹不脱昔时农村社会之状态。此种畸形之发展，实为本市市政最大之病象。”
此后陈书第288页的剩下部分，到最后一页第289页仅仅17行字，资料与思路抄自熊月之的论著。
六
由于我们能力与时间有限，未能对陈书的每一段进行比对，但已初步完成了8万余字的抄袭比对材料。上述内容，只是挑选出来的有代表的部分。
对于陈国灿在书中这样肆无忌惮的抄袭，相信相关研究者们不会漠视。
从陈国灿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不管已刊还是未刊）的行为来看，其手段不可不谓高明，用力不可谓不深，但都无法逃脱其学术不端的事实。
当然，陈国灿的厉害之处，就是目的极其明确地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思路，大量抄袭他人研究成果中苦心孤诣搜集的资料，在纳入他这本小册子中时，采用各种包装手段。
例如：
1）表格与文字表达的相互转化（比如说将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中的第329页表、330页表，既有分拆为表格的，又有拆为引文统计的；同样的，像陈书第115页表3-2一样，将冯稿中数据资料，再拼凑成表；
2）调整他人成果中的表达形式或表达顺序，对别人的资料系统进行打乱，然后重新包装；
3）在抄袭他人正文内容的同时，也拷贝注释，并进行缩略或简化页码范围，对他人研究论著不予出注，以显示这些资料是由他搜集而来；
4）比较常见的方式，就是将涉及民国江南城镇研究的主要论著中的相近部分，进行拼凑综合，等等。
这些工作确是很花功夫，目的就是要掩盖其剽窃行为。
而且早在2000年，陈国灿曾因大量剽窃广东一位高姓作者的姓氏研究著作被告上法院，最后通过陈以前在上海师大的某位老师、暨南大学已故的某位宋史名家打通人情关系，在2004年于法院的调解下，终以赔款、道歉了结（2014年12月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这些并非本文要论述的重点。
总之，抄袭的传统在陈国灿身上已形成惯性。
作为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项目成果，能在申请、结项、出版的过程中一路顺利，应该是被陈国灿的学术造假朦蔽了。陈国灿除了提供虚假学术信息（掩盖在申请后期资助过程中拿着其他学者书稿且不让学者知情、在进入出版程序过程中已有学者坚决退出的事实），还拒绝让其他每位学者与出版社签订必要的合同，侵犯其他作者权益。
就目前粗粗地流览、比对来看，陈国灿的《江南城镇通史（民国卷）》是一本彻头彻尾的抄袭作品。这不仅有损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的卓越声望，也损害了其他不知情的参与者（厦门大学的王日根教授、复旦大学的戴鞍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剑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爱梅教授）的学术清誉，更败坏了陈国灿所在的浙江师范大学的名声。
陈国灿在遮遮掩掩的简短后记中说：“本人对民国江南城镇史虽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毕竟自感不够深入，故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对相关研究进行充实和深化，在此基础上才最终完成此稿。”（第306页）
不知道陈有什么研究基础？！但他说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写这本小册子，却是可以肯定的，毕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剽窃、抄袭来的成果据为己有并形成这样一本小册子，确实是要花功夫的。
他最后说“有不少不够成熟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恳请方家指正”。既然是“恳请”，那我们就应该帮他都指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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