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君误国任专权，罪恶而今达帝天。”继东北三省之后，又一中国地方政府GDP数据造假“欺骗党中央”的行为被曝光。内蒙古官方近日“自爆”财政和经济数据大幅造假，2016年工业增加值灌水四成，假账达人民币2900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41美元），相当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当年的GDP总量。水分之大，令人惊讶!
内蒙古经济造假曝光
1月4日的内蒙古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上，自治区党委称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一些地方盲目过度举债搞建设。中国媒体1月7日报道，
内蒙古经财政部门反复核算，应调减全区2016年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占总量的26.3%，应核减2016年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40%。
如此惊人的数据造假，于2016年3月就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代主席并于后期转正的布小林，是否会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成为外界的关注点（图源：VCG）
根据官方统计，内蒙古2016年GDP总量超过1.8万亿人民币，在中国31个省区市排名第16，GDP增速7%，排名24。官方称，内蒙古2016年全区GDP未来将相应核减，从2017年开始，不再下达财政收入增长任务。未知即将公布的内蒙古2017年GDP是否会经历断崖式下跌。
目前，内蒙古官方已经提出，停建、缓建一批政府过度举债的项目，包括叫停包头地铁项目和呼和浩特地铁三、四、五号线项目，化解政府债务、银行不良贷款和农村牧区高利贷。官方明确提出，争取用三年时间把政府债务率降到合理水平。
内蒙古政府的这种瞒天过海的欺骗行为，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正面角度”，称这是“自治区党委自爆家丑”，应该“为这样勇于担当、实事求是的作风点赞”。
不过从目前来看，内蒙古经济注水情况很难说已经完全曝光，因为之前承认经济数据造假的辽宁，也仅表示部分区县“掺水”20%至30%，而内蒙古给出的数字是“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注水了40%”。
东三省造假惊动巡视组
对于中共高层都承认贪腐严重 的中共官场，粉饰太平欺骗中央政府的当然不可能只是内蒙古一个地方。
早在一年前的2017年1月，辽宁省官方就公开承认财政数据造假。在此之前该省GDP增速曾出现“断崖式”下降。
2017年1月17日，时任辽宁省省长陈求发首次对外确认，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存在财政数据造假问题，导致经济数据被注入水分。辽宁省所辖市县在2011年至2014年，累计虚增财政约占同期财政收入的近20%，虚增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虚增比例高达23%。
上述提到的辽宁财政虚增的年份，正值时任辽宁省委书记书记王珉的主政时期。2017年8月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指控受贿1.46亿元人民币，在其任上当地曾发生贿选及经济数据造假的重大丑闻。
中国东三省“数据注水”现象广为外界所知，前几年，东北曾流传这样一副对联：“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新华社2015年12月报道，多年来地方GDP“增速高于全国、总量大于全国”的统计乱象引发公众质疑，“其中最荒谬的例子就是，倘若依照各地汇报的产业成长性计算，东北一些县域经济规模都超过香港了。”
中国社科院曾发布报告称，中共官员形象危机主要集中在五大风险领域：贪渎色假枉（图源：新华社）
地方统计数据“注水量”如此之大，惊动了中共高层。
2014年2月底开始，中共中央第四巡视组、第十一巡视组、第八巡视组先后向吉林、辽宁和黑龙江三省反馈巡视情况，将经济“数据注水”问题列为突出问题进行反馈要求整改。
2016年2月27日至4月28日，中共中央巡视组对辽宁“回头看”。虽然官方没有明说，但是可以推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政府已经警告了辽宁经济数据作假的行为。所以2016年4月下旬，辽宁一季度GDP增速－1.3%，不仅是“断崖式”下降，且成为当时中国唯一GDP下滑的省份。
2017年6月11日，在对包括吉林、内蒙古、陕西、云南等四个省份进行“回马枪”式的二次检查后，中央巡视组披露吉林、内蒙古经济数据存在造假现象。
“欺上瞒下”祸起何处？
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经济数据造假也并不限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2017年12月，中共审计署公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审计结果中，云南、湖南、吉林、重庆4个省份的10个市县（区）均出现财政数据造假问题。虚增的财政收入达到15.49亿元。接二连三的出现数据造假，不仅为学术界与投资者研究平添困扰，也极大影响中共决策层政策的有效性。
而且，不仅限于经济数据造假，2018年新年第一天就爆发的“知名企业家视频喊冤”就事关东北官场长期的黑暗内部——本地官商勾结，排挤外来投资者。
视频中，中诚信集团创始人毛振华情绪激动的表示要“迎接省委书记（张庆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他”，“欺负我们省长（陆昊）不会滑雪，没有亲身体验。骗取荣誉还升官发财，他们（亚布力管委会）没有为我们办一件事情。”诸如此类的发言，
不仅曝光了“投资不过山海关”顽症的病根，也让地方大员被下级官僚蒙蔽的尴尬一览无余。
就在两年前的2016年两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谈到坐落于该省的国企龙煤集团改革时公开表示，“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话音刚落，龙煤集团数千名矿工手举“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陆昊睁眼说瞎话”的横幅走上街头，抗议龙煤集团拖欠了好几个月薪水。
此外，还有2016年震惊中外的辽宁贿选案、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时隔12年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因为当时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的45人中，有38人被免除人大常委职务，因此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成员已不足半数——即法定要求的最低人数——已不能正常运转。CCTV的报道说，省级人大常委会代表不足法定半数导致无法开会，这在中共建政后尚属首次。
GDP数据造假，选举投票造假，企业整改情况造假……官场处处绞尽脑汁的造假、种种“欺上瞒下”造的祸根究竟在何处？似乎很难一句话概括。但是从根本上讲，“数字出官”畸形考核是一个原因，“逢迎上意”的官场生态是另一个原因。
由于中共曾一度以经济发展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这导致GDP数据成为诸多地方官员的片面追求，不根据事实的经济摊牌更成为地方官场层层下压的普遍显然。而长期“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生态，让基层官员们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政绩考核、迎合上级要求，更是选择“报喜不报忧”，编造各种花团锦簇的数据蒙蔽上级。
改变造假这种官场顽疾并非易事，虽然十八大之后，中共已经开始改变了这种唯GDP至上的执政观点，并要求建立官场新生态，不仅要求官员“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但是从弊病丛生到“现代化”，中间涉及的环节众多，而被广为诟病的官僚体制惯性正构成习近平施政“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之路的一股犟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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