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以来，北京更加努力试图将香港融入大陆，让香港打破牢笼，但另一方面两者的那条有形和无形的界限仍然非常明显，香港人的抵触情绪反而进一步被放大。在治理香港方面，习近平是否有明确的思路去解决香港问题？大陆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究竟该向何方发展？对此，记者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在他看来，香港问题的出现，就是中国积贫积弱和四分五裂，在国际秩序的权力游戏中碰撞失败的结果。因此香港问题如何产生，它也将如何结束。
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将驶向何方（图源：Reuters）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一段时间批准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合作安排，希望香港走出自己的牢笼，与大陆想融合。事实上，没有人会否认，香港需要走出去，需要打开牢笼。问题在于，怎么走出去，怎么打开。一地两检只是工具，只是为这种“走出去”提供了路径，却不一定成为最初的动力和诱因，因为一些香港年轻人从心底里比较排斥反感内地，即便有了高铁，可能还是不会主动选择来内地看看。基于此，我们如何建立与高铁这一硬件相配套的“软件”，也即对香港的吸引力和认同感？
田飞龙：让愿意来的人先进来，让来的人把不同的信息带回去，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交流。人心回归不能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还需要自下而上的民心相通，而这更是国家统一坚实的基础。我觉得这方面问题不大。因为香港的城市性格理性温和，不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也不是充斥着暴力的城市，而是生存优先，经济理性突出，商业化色彩浓厚，国际化体验深厚的城市，有着适应新形势与新秩序的强大调整能力。 当然内地仍然有治理现代化的短板，在价值观上有与香港相差异的地方。香港同胞需要认知到，如此巨型规模人口的现代化转型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而且这种差异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就是这种差异，导致了内地勃勃生机，内地人敢于走出去，在创业创新、学习新知识等方面的欲望和成就远远超过香港、台湾。有台湾智库的学者提到，现在的大陆很像台湾60至80年代经济起飞的阶段。而现在的香港和台湾，越来越走入后现代式的守成，害怕竞争、吃苦，喜欢享受，过度消费普适价值而遗忘或回避生存奋斗、学习、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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