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做出政治承诺，到2020年农村脱贫将达到7,000万人，中国将彻底告别贫困。1月10日，中国新首富、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在贵州毕节的扶贫讲话称“五年无偿投入110亿对恒大不是难事”“不脱贫，不收兵”。而前首富、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去年12月2日扶贫贵州丹寨的视频近来亦流传中国网络，视频中王健林因扶贫路径分歧罕见怒斥丹寨县长“脱裤放屁”。
王健林被指颇为聪明但“不善言谈”（图源：AFP）
两任首富钟情贵州
视频显示，贵州丹寨徐姓县长向王健林提出要求，万达在丹寨投资的所有产业，所有的利润都不带走，注入万达基金和丹寨政府共同来监管。王健林对此愤怒回应称，“利润如何转移分配的问题，如果不能保证，那还不如我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然后你自己去分得了，5个亿，对我很简单。何必费劲巴拉、脱裤子放屁”。
这显示出，万达和贵州丹寨县政府在扶贫思路上存在重大分歧。县政府青睐于真金白银的实物扶贫，因而要求万达直接向县政府划拨扶贫资金，再由县政府将资金分配给贫困户。王健林则倾向于采用产业扶贫的方式，一方面变简单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带动当地就业和消费；另一方面，万达在产业扶贫中亦可获得微薄利润。而王健林之所以怒怼丹寨县长，也是对该官员庸政懒政的不满。
2014年，万达集团选定丹寨进行包县帮扶，作为万达在丹寨扶贫的重要部分，投资7亿元打造丹寨万达旅游小镇。万达小镇不仅引入丹寨县7个国家级和17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供游客体验，还沿东湖建有环湖栈道和慢跑道、风雨桥和观景台、百亩花海梯田，以及直径26.08米的世界最大水车等十大景点供游客观赏。这拉动了丹寨的旅游产业和人员就业。
和王健林相似，许家印在扶贫对象的选择上也对贵州情有独钟，他选择的帮扶对象是贵州毕节市大方县。许家印讲话中历数恒大集团在毕节的产业扶贫功绩。
“在产业扶贫方面，我们已经为大方捐建了190多个肉牛养殖基地、20多个蔬菜育苗中心、8,300多栋蔬菜大棚、9万多亩蔬菜大田基地、8万多亩中药材及经果林基地。同时，我们为大方引进了43家上下游龙头企业。为大方捐建的50个新农村、11所小学、13所幼儿园、1个奢香古镇，还有完全中学、职业技术学院、慈善医院、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103个重点扶贫项目，大部分已竣工交付，到下个月底就全部交付使用了。”
对中国扶贫中带有的共性难题，许家印也是苦于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扶贫方式，许坦言“五年无偿投入110亿对恒大来说不是一件难事，最难的是要派一支能吃苦耐劳、能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办法、能出技术、能激发当地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的优秀扶贫团队”。
政治觉悟博弈
许家印目前为第十二届中国政协常委，许在讲话中不忘晒出自己的“红顶子”，称“2015年12月，我们在全国政协的鼓励支持下，开始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许并回忆自己经历过的贫穷日子，称“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
分析人士指，在西方社会，扶贫捐赠多采取社会自我管理模式，企业和富人通过相关基金会完成捐赠帮扶。而在中国，相关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缺位或者不够健全，扶贫开发和捐赠还是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之下开展，采用政商结合方式。这也就是“大社会小政府”和“大政府小社会”的体制区别。更深层次的区别，中国现实中的政商关系下，由于政府手中掌握各种资源及其分配权限，商人不可须臾离开政府和政治。商人削尖脑袋向政府和政治靠拢，很多商人都头顶政协委员“红顶子”，没有“红色身份”的商人也在摸爬滚打中修炼敏锐的政治嗅觉，随着政府政治起舞。
许家印行事非常高调（图源：新华社）
自称“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王健林，去年6月其掌控下的万达集团被中国证监会调查，其后万达集团遭遇“股债双杀”，王健林也从中国首富宝座上跌落，万达不得不变卖资产偿还银行债务。对于王健林遭遇的“滑铁卢”，媒体指背后真正原因在于万达集团海外投资触犯了中国政府的禁忌，对此，王曾公开回应“我们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因而被批“不懂政治”。亦有消息指万达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与国企争利。
刚刚取代王健林中国首富位置的许家印，亦被媒体曝出在“恒大报”事件以及旗下足球俱乐部引进外籍球员上跌了政治跟头，同样被批“不懂政治”。去年10月，恒大集团在其自办报纸上模仿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以红体字加大幅照片报导称，“许家印主席会见江苏省市主要领导”，这招致了批评。其后，恒大旗下足球俱乐部以抬高转会价格20%的方式争抢外籍球员，1月10日，中国足协在网站上发布通告对恒大旗下俱乐部予以严厉警告。
而伴随着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共轰轰烈烈反腐的持续推进，习雄心勃勃欲图重塑中国的政商关系。对此，中共党媒曾引述习近平在中国要警惕权力游戏的论述。
“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每一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莫不聚集了一批‘近权力的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同样起家于房地产的许家印与王健林，先后成为中国首富。在中国的政商环境中一路跌跌撞撞走来，如今，除了商战，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倡导的扶贫大舞台上，许王两人俨然正在开展一场比拼政治觉悟的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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