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自建政以后，其革命年代的战争和军事主线，即让位给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与改革主旋律。而主导经济建设与改革，根据不同时期胡不同环境与任务，中共先后建立了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超级小组”。这些“超级小组”不仅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与改革，也涌现了陈云、赵紫阳、朱镕基等超重量级中共政坛大佬巨擘。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年代（图源：新华社）
这当中，始建于1982年5月4日、赵紫阳亲任首任主任的体改委，更是被外界赞誉称为“超级改革小组”，深刻影响了其后30余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直到1998年，中国改革的大政方针，都不能逾越体改委。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统领”全局，有几分像古代一度出现的枢密院，也有“小国务院”的称号。
乃至于事实上体改委已经被撤销了10余年，在中国改革陷入停滞多年的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社会经济界、工商界关于“重建体改委”呼声再起。为此，经济学家吴敬琏等人专门给中共高层写信，呼吁重建改革领导班子，专司中国改革总体方案和路线图。
“不学有术”赵紫阳
1980年，先前在四川省委书记任上即表现出卓越改革意识和经济才能胡赵紫阳，开始了其中国国务院总理生涯，后转任中共总书记。1980年代这10年是中国开放改革初始年代，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万事起头难，上有几个意见不同的政治老人需要招呼，下有贫苦大众与年轻学子需要安抚。彼时，邓小平负责提供坚持经济改革的大方向，但细节如何，怎样实践推行，却落在赵紫阳的身上。可以说，从1980年至1989年这9个改革关键年头，邓小平与赵紫阳是最佳拍挡。
1982年成立体改委，为突破部门利益困扰，赵紫阳亲自出任体改委主任。中国改革年代的风云人物王岐山、李剑阁、潘岳、彭森、吴敬琏、杨启先、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张维迎、华生等人都先后有过体改委工作经历。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官方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改革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股份制探索、市场经济基础改革的价格闯关等都发生于这一波澜壮阔胡10年中。
赵紫阳去世后，经济学家周其仁撰文回忆，“紫阳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
另一桀骜不驯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介绍其好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到中南海会面赵紫阳。会面时在场的张记录了赵、弗二人的有趣对话。弗里德曼：“刚才你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赵：“我只读过中学。”弗里德曼：“不要把在学校的时间多少与学问的高低混为一谈。有些人念了多年书也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非同小可。”赵：“中国也有这两种人。一些学而无术，一些不学有术。”
步出中南海，张五常问弗里德曼，“米尔顿，那位总书记懂经济！”弗里德曼响应：“不仅懂，而且深入。”张继续说：“总书记说得那样层次分明，是为了这次会谈作了不少准备吧。”弗里德曼响应：“不是的，这个人对经济问题日思夜想，不需要准备什么。”
“你们干吧，有风险我来承担”
可以说，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与原有官方意识形态束缚作斗争的历史。从农村分田到户到城镇私人企业招工突破8人以上，从单一的计划内价格到计划市场价格双轨制再到放开价格，从公有制一家独大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铁桶似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莫不如此。
囿于公有制下产权不清晰，企业经理人员和员工缺乏真实有效的个人激励，企业事实上无法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80年代末，中国开始探索企业所有制改革，提出股份制改造思路。对于股份制的三要素，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当时都不被中南海保守派所能接受。传统意识形态认为“股份制是私有化”。当时负责设计股份制改革方案的体改委正是在这样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时任体改委主任为陈锦华。
原在体改委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撰文回忆称，由于当时主流观点认为，无论是股份制还是股票股市场都是私有化的产物，很多的重大拍板都要突破传统的体制束缚，承担很大的政治风险，每到关键决策时刻，陈锦华看到大家等待拍板批准的焦急目光，深知如果往上报就会石沉大海，总会毅然决然的签上字并饱含深情地说，“你们干吧，有风险我来承担”。
“经济沙皇”朱镕基
1991年底，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之久、带有鲜明个性的朱氏治理时代。朱镕基自大学毕业不久即进入国家计委，其后在石油部门、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作历练，熟悉宏观、产业、学术及地方经济各个环节，是一位罕见的实务及理论大家。
朱镕基被称“经济沙皇"，其主导了中国1990年代一揽子经济改革（图源：AFP）
朱镕基为人不苟言笑，以严厉、高效、清廉著称。在他的治理下，中国的经济变革呈现出鲜明的市场经济与中央集权并存的特征。从任职副总理时期的清理“三角债”、分税制改革、“抓大放小”国企改革，到1998年出任总理后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中国进入全面协调改革阶段，朱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中国改革年代领导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公开采访中给邓小平和朱镕基打100分。“邓小平开拓的中国改革，是历史奇迹，没有人做到的，他没有做完，也应该给予一百分。市场开放做得最好的是朱镕基，市场大肆放宽，控制通胀，都是他任内的事，因此我特别佩服他们，佩服的衡量就是我不能做得这么好。他们那个时期遇到不少困难，但思维很清晰，有一点很难得，在时间上他们决策的先后可能有错，但是方向没有错。那么多政治因素在那儿，还有那么多国际问题，方向没有错过，这很难得。邓小平去世，我身着黑西装，戴黑领带，我太太也是一袭黑衣，去新华社给邓小平遗像鞠躬。中国衰败了二百年，但就是由此扭转了。”
中国财经作家吴晓波如是评价朱镕基，“他遭到过来自保守派及自由派两个方面的猛烈夹击。1996年12月，朱镕基观看话剧《商鞅》，当演至商鞅被车裂而死时，他“为剧情所动，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很有历史寓意的场景。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从商鞅、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到宋子文。也许很多年后，人们仍然会为如何评价朱镕基而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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