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已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近期以来，海内外中文网路上流传著几个费老临终前一两年坦诚面对自己一生功过的谈话。谈话有长有短，非常富有史料文献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失去知识分子，就失去民心。”
费孝通，几乎是自郭沫若之后，中国大陆学人中享受过官方最高礼遇、担任过最高官职而备受朝野尊崇的人物，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三0年代的《江村经济》论文使他享誉国际学界；一九四0年代因为参加民盟、同情民主而险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一九五七年因为写作《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被打成右派；一九八0年代复出之后被推向权力高位，被官方视为“紧跟”、“听话”和被民间视为“少根骨头”的知识分子代表。
在临终前的几个讲话中，费老如此总结自己作为“走安全路线”的知识分子领头人物的功过：“我实际上是带头改造。我讲完了，大家知道应当讲些什么，成了样本。所以要问我现在的功过，这是很大的过。”“我觉得很懂了，应当怎样说话，怎样批判，我有一套东西的。我要做样子出来让大家都这么做，示范性的。这个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有罪的，我对知识分子不起。”
这位世纪老人总结自己经历过的几个朝代，指出一条规律：一个政权，“失民心是从失掉知识分子开始的”。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失掉民心，有几条原因，一是腐败，“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腐败，到处都腐败。”二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们失人心就是从失掉知识分子开始的。”（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费孝通临终前的这几次谈话并不疾言厉色，依旧保留著他一贯的温和色彩，但是，惟其因为他本人多年来担当的特殊角色，这样温和的谈话，就更有著一种振聋发聩的历史分量。
显然，费孝通的临终谈话，已经无所忌惧的背离了他原来的“安全路线”，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一通肺腑之言。同样失民心的两条：腐败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腐败问题这不必细谈，正如费老所言，“腐败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腐败，到处都腐败。”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目前比当初的国民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改弦换辙了还是殊途同归了呢？
也许，对于一般今天循规蹈矩、在大学里教书、在机关谋职的知识分子，在衣食、温饱上，似乎比1940年代的上一辈读书人，要富裕宽多了。然而，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温饱”之后的“荣辱”问题，也即是涉及到价值和尊严问题的“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思想空间和言论空间方面的问题。
放到历史的广泛背景上看，“言禁”和“钳口”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一天不开放，就不可能会有得人心的知识分子政策；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和时代的代言人，失去知识分子的认同，就必然失去社会广大民众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费孝通作为本来“走安全路线”的知识分子代表，在他的暮年，要拼死说出自己心中的大实话，实在是醍醐灌顶之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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