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018年1月13日，是蒋经国先生30周年忌辰。去年夏秋之交，在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30周年之际，我曾转发台湾学者张铁志的文章《再论蒋经国为何选择自由化》，跟帖不少，讨论热烈。其中有位读者说：“听上去好像多伟大的，可是现在台湾两大党都恨他！”——这话言过其实了。我查了一下：2007年9月，TVBS对历任中华民国总统评价进行民意调查，民众认为蒋经国对台湾贡献最大，在所有总统中排名第一；旺旺中时媒体集团2018年1月公布的民调则显示，在辞世30年后，蒋经国得到53.3％受访者认同，再次拔得历任总统头筹。
谈到蒋经国，我们的关注焦点，很自然就是他率领台湾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开创之功。对这个问题，海内外学者有众多的专著和文章来分析，史料基本上没有空白（包括被有些人称为是导火索的“江南命案”主角江南的多重身份，就在今天媒体还报导：江南命案直接导火索，是他正撰写的新书《宋美龄传》中要披露宋的八卦绯闻）。许多学者正确地指出：蒋经国能够迈出这一步，无疑表现了他的眼光和胆略，但更是时势造成的。与其争论他到底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如说他本人就是历史潮流的一部分，是国内外的多种因素，使得他权衡利弊，当确认了如果继续镇压下去，成本将高于开放党禁报禁的成本，便毅然决然地改换了思路。
前一段我在对中共党史专家阮铭的系列采访中，有一期题目，是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阮铭专门研究过邓小平，八十年代初期参与起草过叶剑英、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部分讲话稿，后来又曾经到台湾当过大学教授，还被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阮铭告诉我，1980年元月邓小平在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过：八十年代中共有三件大事，台湾回归列为第二件（第一件是反霸）；但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却在列举了自己做成的对外和对内的大事之后说，“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解决，到邓小平去世的1997年也没有解决，到今天也没有解决。
阮铭回述，“一国两制”虽然首先运用于香港回归，但这个方案制订时，针对的目标其实并非香港，而是台湾：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在苏联同学，文革之后宋庆龄、廖承志等人健在，与国民党元老有很多渊源和联系，可以多渠道对台湾当局施加影响，又得知蒋经国有“移灵归根”的念头；另一方面，邓小平通过前一年访问美国，搞定了卡特：台湾最大的靠山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战略考虑，要打中国牌，同意了与北京建交，同台北断交，致使蒋经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因此中共高层当时判定，蒋经国是有可能接受中共“一国两制”方案的。而且，蒋经国毕竟是在台湾一言九鼎能说了算的政治强人，那么他当权，应该就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难得良机，邓才有将“统一祖国”列为八十年代三件大事中第二件的乐观自信。
谁也没有料到，蒋经国在前有中共“一国两制”，后有美国背信弃义、台湾几乎输定了的牌局上，打出了民主化这张牌！权为民所赋，“问问人民同意不同意”？这一招反制，让邓小平“一国两制”破功，祖国统一的愿景成为南柯一梦；台湾也重新赢得几个老靠山的鼎力支持。
顺便介绍一下，我在推特上提到蒋经国30年忌辰，有位推友说：民国的宪法其实一直是“民主”架构，只是国民党利用战乱特殊时期，攥住权力不放。蒋经国只需宣布回归和平时期宪法即可，不需打破体制重新来过；再说民国一直是财产私有制，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一切归国有”，所以也就没那么多利益集团反对回归民主。他说的这两条，我觉得都挺靠谱。一直有人在说蒋经国给习近平树立了榜样，习完全可以拿出胆魄来效法蒋经国。不过按这位推友所说的这两条来看，习近平比蒋经国的难度可真是大得太多了，更何况中国内外都没有像当年台湾那样的压力，他也就没有那样强的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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