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时代”紧抓“三个未变”和“三个变了”

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中国经济新时代与金融开放，1月11日（周四）在华盛顿特区举行。

CF40学术顾问、招商局集团和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以及PIIE两位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和Chad Bown，分别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企改革和美中贸易摩擦等方面，给出了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建议。

秦晓：政府和市场关系调整是未来重点

秦晓表示，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等重大政治判断。伴随中国在经济、社会和国际政治上的崛起，新时代的重要特点是价值观与经济政策的重新调整，现代化进程也会令中国的国际权力和地位重新界定，经济新时代处于政治的新时代。

他首先讨论了中国是否处在新的经济周期中。支持人士认为，在全球经济协同复苏影响下，中国的GDP、PPI、出口和工业盈利持续上升，代表发展趋势稳健。但批评人士认为这种复苏不可持续，理由是去过剩产能、公私领域去杠杆、僵尸企业、用财政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等问题没有解决。

秦晓称自己更为乐观，预计中国经济将在L型走势的水平线上保持稳定。两大指标可以考察这一态势的可持续性，一个是PPI与CPI之间的相互转化，特别是CPI能否实现与PPI协同增长；另一个是长短期国债的期限溢价，更陡峭化代表投资者的长期信心回升，短期借贷成本也会下降。

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结构重新调整和机构改革。此前的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财政投资，而不是内部效率提升，引发了产能过剩、公私领域债务高企、效率低下和财富分配不公平等矛盾。

机构问题则存在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政府在市场中权力过大，引发了寻租和国企垄断等问题，也导致了国企（SOE）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国企经常获得隐性的金融资助，但没有硬性的预算约束和有效风控体系，导致资本分配失衡，限制了经济增长，令社会公平恶化。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当还带来高税收，美国税改就被认为会促使中国加快税制改革。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要想更深地融入全球市场，不应拒绝国际化的原则和价值，例如负面清单管理、外国直投（FDI）的自动化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动集体谈判权和所有权中性等。

林毅夫：“新时代”紧抓“三个未变”和“三个变了”

林毅夫分享了自己理解中国经济“新时代”的两大思路：紧抓“三个未变”和“三个变了”。

第一个未变的事情是：中国会一直在改革的路上。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经济双轨制，认为实现了政经和社会稳定的成果，但也成本高昂。政府对大型、老旧和资本密集型的国企过度补贴，带来了市场扭曲和腐败，现在是时候改变了。

况且时代背景也在变，刚采用双轨制时的中国是低收入国家，资本密集型的庞大国企不是中国的竞争优势，需要一定的补贴和保护。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很多老旧领域重新被视为国家竞争优势，也就没有理由再持续资助和保护了。

第二个未变的事情是：中国增长潜力巨大。他认为，经济潜力的考察指标是科技与工业水平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具体要看劳动力和人均GDP的差异。2008年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与1950-197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类似。这些国家都利用了后发优势，在随后的20年间实现了GDP增速8-9%。这也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十年的GDP增长潜力是8%。

第三个未变的事情是：双赢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中国的产业仍趋向于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美国则趋向于高附加值、科技和资本密集型，将实现优势互补。中国可以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低成本的商品，还能为美国的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商品提供市场，促进就业。预计到2030年时，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30%；2030-2050年的中国GDP增速5%，人均GDP或涨至美国的40-50%。

新时代将会改变的领域，首先包括中国国内人民的预期。林毅夫预计，2025年时中国将成为高收入国家，随后向发达国家进军。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中国也需要改变经济增长路径，要追求绿色、可持续和普惠（inclusive）的发展，需要赋权人民、开放市场、深化改革。

第二个会改变的领域是：全球经济可能进入周期型停滞。高收入国家没有从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美国GDP刚展露重回3%的迹象，失业率虽降至17年最低，劳动参与率没有回到危机前水平，欧洲和日本表现更差。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没有进行过必要的机构性改革，超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经济复苏，但根基并不牢靠，还造成了股市和房市泡沫化，为中国带来国际环境的挑战。

第三个会改变的领域是：二战后的全球统治格局。按市场汇率计算，当前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为1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18%，远超改革开放前的2%。到2030年时，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比重可能涨至全球的20%，购买力平价下为25%；到2050年时，市场汇率下的比重为25%，购买力平价下为30%。这将改变全球经济秩序，赋予中国更多话语权。

林毅夫认为，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的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有普适性，中国的壮大还可以为高收入国家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就业，帮助他们走出周期型停滞。可以说，中国未来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对全球都好。

PIIE：对中国国企改革和美中贸易关系的观察

PIIE安东尼·所罗门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重点分析了中国国企的现状。他认为，中国经济“新时代”的特征是改革和市场化，扭转金融危机以来投资额更大、但经济增长率更低的问题。国企在经济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11年以来趋势更明显，但用来衡量国企生产率的股本回报率却大幅降低。

从2007起，40%的国企陷入亏损，2011-2015年间七成的新增信贷却流向了国企领域。

他认为，中国国企的这种状态直接推升了中国经济杠杆率。中国最近几年新增的大额信贷不仅被用来资助回报率很低的企业，很大一部分也被用来掩盖国企的亏损。比较金融危机前后的国企与私营企业债务股本比可知，两条曲线在2007相交后走势分化，国企的杠杆率大幅提升至160%，私营企业的负债杠杆率降至110%。由于公权力挤占了很多资本和资源，也制造了金融风险。

他建议，中国应参照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先例，让境内借贷重回商业化驱动的路径，减少服务业对私营企业的准入限制，培养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并购重组策略，并增强僵尸企业的破产和退出机制。国企改革的未来方向应更注重提升企业效率和组织架构，以股本回报率作为指标。

曾是林毅夫在世行同事的PIIE高级研究员Chad Bown则论述了新时代严峻的美中贸易环境，认为现在正处在危机的关口，美国特朗普政府下个月对华采取的贸易行动或成关键。

他认为，在特朗普就任满一年以来，美国政府还没有对中国做出特别极端和实质性的贸易处置，例如没有指控哪个国家是“外汇操纵国”，也没有大规模实施过45%的惩罚性关税。但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铝和钢铁、知识产权和太阳能板等方面，针对中国分别开展了232、301、232等多项调查，展现了美国政府即将“动手”的意愿。

其中，针对中国的钢铁进口调查结果将在1月15日出炉，对铝的进口调查结果在1月22日发布，对太阳能板的进口调查结果在1月26日公布，令此前媒体传闻的“美国政府或在月底对中国贸易采取行动”更为真实。

但他认为，贸易战对美中两国都没有好处，尤其会损害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和矿企，贸易调查的打击范围也可能会扩大到美国的战略盟友和贸易伙伴，或代表全球贸易关系的转折点。

Q&A：关于国企改革、金融开放和贸易战

在问答环节，来自PIIE、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经济学者，以及中外媒体代表，对中国的国企改革、金融开放、美中贸易战等问题反复追问，如何解决大型国企效率低下的问题成为焦点。

秦晓和林毅夫都表示，考察中国国企表现需要考虑商业周期问题，即国企在经济上行时比行业均值表现要好，但在经济下行时相对表现更差。

尽管国外研究者指出中国40%的国企都在亏损，但如果对比同时期、同行业、同种科技水平、同种规模的同类私营企业，也许当时都在亏损，因此对国企的批评也不能一概而论。

林毅夫特别提到，应针对国企的三大分类“因地制宜”制定改革政策。第一类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战略性国企，也是中国没有竞争优势的类别，世界各国都在资助此类企业的成长，不论属公属私，中国也应该继续支持。第二类是天然垄断的大型国企，例如电力和电信行业；第三类是充分竞争的领域，需要有更健全的国企退出引导机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称，随着经济周期开始稳定，中国在2015年以后积累了更多的国企改革经验，供给侧改革得到了明显推进，钢铁等重要传统行业的去产能得以改善。中国总理李克强本周表示，2017年的整体经济增速大概在6.9%，有助于实现未来的进一步转型。

秦晓还提到了中国对处理影子银行和表外通道业务的最新监管努力，认为对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是一大促进，不过监管环境和细节有待完善。此外，Lardy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将减持或抛售美债作为武器，因为美债的国际二级市场很完善，抛售不会对美国利率有太大影响，反而不利于中国。Bown认为贸易战没有一方会赢，不是国际关系“正确的打开方式”，对更小的经济体损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