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中国政治运作机理以及中共的组织路线缺乏近距离的观察，西方观察家往往将中共高官打上各种各样的派系标签，诸如“红色后代”、“上海帮”、“共青团系”等，同时简单化、脸谱化地将中共的政治渲染成一边倒的政治斗争。事实上，中共作为屹立不倒的百年大党，有其系统化的独到的用人路线。而十八大以来，中共的用人路线更是史无前例地经过了习近平元素的改造与重铸，从而打上鲜明的习近平烙印。
1月17日一天之内，中国地方4名高官跨省交流异地履新副省长，即辽宁发改委主任吴忠琼（女）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书记秦义被任命为江西省副省长，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吴桂英（女）履新湖南省副省长，四川资阳市委书记周喜安履新安徽省副省长。而中共十九大后，至少有11位副省（市）长履新，其中7人跨省调动。
习近平重塑中共组织路线（图源：新华社）
习近平一手“打造”的政坛新军
而在这一波地方高官跨省调动潮流背后，中共政坛一支新生力量——“央地交流系”
异军突起，隐然已成气候。在上述11位履新的副省（市）长中，吴忠琼（1964年9月生）、侯淅珉（1963年7月生，履新吉林副省长）、周喜安（1963年8月生）和吴清（1965年4月生，履新上海副市长）4人，都是2010年秋从中央“戴帽下基层”的司局级官员。
所谓“戴帽下基层”，是指201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共规模最大的一次央地干部交流任职，66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选拔出的司局级中青年干部赴任地方。
当时的要求是，50岁以下的正局级干部均可报名，部级后备干部、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部委中有“很多人报名”。最终选出的66名厅局级干部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平均年龄46.5岁，最小的41岁，中青年干部是主体，几乎都是各部委的“后备干部”。
66名中央司局级干部分赴地方的去向，主要有5种，副省级城市党委常委或副市长、地市党政正职、省会城市及其他城市党政班子成员兼县委书记、省直部门正职、地市党政副职。7年之后的今天，当年这66名“央地交流系”官员当中涌现了4名副省（市）长、12名省级常委，另有18名回到中央国家机关和国务院部委任职核心岗位。并且，他们都还很年轻。
陆媒新京报披露了一个细节，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曾亲自出席了此次央地交流官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并提出六点希望。其中之一是，“坚持慎独慎微，面对各种诱惑保持清醒头脑，珍重自己的人格，珍爱自己的声誉，珍惜自己的形象，不断增强辨别是非和抗拒诱惑的能力，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新京报没有说透的是，彼时身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已经在中共党内分管了组织大权，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亦充分赋予了习近平足够的组织权限，使得习近平的用人思路很早就已经注入了中共的组织路线。
特殊经历淬炼下的习近平用人观
十九大召开前夕，习近平对共青团的罕见批评曝光，习指责共青团“空喊口号”、“形同虚设”、“四肢麻痹”，“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青年在前进，而团组织没有与时俱进，不能成为青年的领头羊，反而成了青年的尾巴，那何谈扩大有效覆盖面？跟都跟不上！”
分析人士指，上述习对共青团的批评，推而广之，亦可以说是对所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软肋的指摘。在北京中央机关的中共官员有一个明显优势，就是懂政策，对中央政策和文件吃得透。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身在机关衙门，不离北京半步，造成缺乏地方经验与历练，久而久之，京官易于脱离实际、脱离民众。中共领袖毛泽东就曾抱怨说，北京只出“官僚主义和空谈”。对于这一点，有着切身经历的习近平颇有心得。
中国文革中的1969年1月，不满16岁的习近平以“黑帮子女”的身份被发配至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落户，其后成为大队书记。近平后来说，大概是人们看中了他两点：“能干活，身扛两百斤小麦走十几里山路脸不变色；力气大，全村青壮年谁也摔不倒我。这可是平等竞争，没后门可走。”
文革结束后恢复政策，习近平返回北京进入清华大学读书。1979年习从清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其父好友、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耿飚秘书，年仅26岁就进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
曾有记者文习近平仕途之路是否沾了“红二代”家庭背景的光，习回答称，“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不能说我是靠老子吃饭的人。应该坦率地说，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制度，领导者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容易被提拔使用。我要告诉你们，我最初当‘官’是村里的书记，当时我父亲的问题还未被平反呢”。
习近平曾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图源：新华社）
然而3年后的1982年，习近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脱下军装下基层，下到河北正定县出任县委副书记。而对于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习后来称“优闲的生活反而使我烦躁不安，我渴望到基层去”。
“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分析人士称，此后的习近平由河北而福建，而浙江，而上海，而北京。习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多次在公开场合引述一句中国古语，“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这被指为习的政治哲学与选人用人哲学，其核心要义是异常看重基层历练与基层经验。通观习的成长和从政经历，其在中国陕北做过下乡知青，步入政坛后从县级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走到高位。习深信只有经过扎实多样基层历练的官员才能压得住阵脚镇得住场，才能驾驭复杂困难局面。
今日中国政坛“央地交流系”的崛起、列阵和渐成气候，以及习近平对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罕见批评与指摘，都与习异常重视地方经验和历练的选人用人哲学有着莫大关系。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脱胎于习近平异常丰富的人生和从政淬炼。可以说，习元素业已重铸了中共的组织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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