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与非特区之间的管理线。这道已经使用了近36年的分隔线进入了历史，作为中国一线城市的深圳经济特区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深圳已经没有了早前先行一步的特权，仍然展现出了蓬勃的发展优势与潜力。而其他许多城市同样表现不俗，共同展现出中国数以百计城市竞相争辉的时代画面。
星汉灿烂 中国城市集体崛起
稍早前，中国官方披露，广东省会广州市2017年GDP比上年增长7%以上，成为继上海、北京和深圳之后，中国大陆地区第4个GDP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53美元）的城市。该市在经济总量上可以进入全球城市前20行列，全球经济影响力相当于新加坡、以色列等世界中等发达国家。
中国一线城市与纽约争辉，是其崛起和复兴的成果展示（图源：新华社）
大概与此同时，江苏无锡与湖南长沙挺进了GDP万亿大关，自此中国大陆城市万亿俱乐部成员增至14个。单单这14个城市的GDP总和已经占到中国GDP总量的28%左右。
牛津经济学院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全球城市GDP研究报告也描绘了一幅乐观的中国城市图景称，到2035年，全球崛起的20大城市中，中美两国拥有的数量分别位居前二名。其中，9个来自美国，7个来自中国。上海将取代巴黎，上升5位成为全球第5大城市；北京紧跟其后，排行第6；而广州则将升至第8，位居全球“十大城市”之列。
这些逐渐吸引全球越来越多关注的中国城市并不仅限于东部沿海区域，中部郑州、武汉，西部成都、重庆、西安的发展势头也颇为强劲。另外于近年突然闯入的一个新角色是与京津重地相隔不远的雄安新区。此地未来形态仍然未知，但是由于其所拥有的极高定位与长远规划，着实不容小觑。
自20世纪中共建政后，特别是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为基础，各方面建设持续推进。在临近“复兴”的关头，发展的物质能量汇聚在诸多城市被集中释放。
中共的新挑战
城市治理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复杂的议题，近年所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在中共十八大后，先后发生了2014年跨年夜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2015年“8·12”天津港爆炸事件、2015年深圳滑坡事故、2017年北京大兴“11·18”火灾等等发生在一线城市的严重事故，暴露了中国城市建设管理的短板。
与此同时，以往常常成为关注焦点的强拆、污染、清理摊贩等事件却明显减少。这种变化得益于中国对相关领域社会管理的改善，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治理重心的转移。
中国统计局在2017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7.4%，比2012年末提高4.8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1.4个百分点。此外，也有规模庞大的农村户籍人口已经移居城市，实际城镇化率应该更高。
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是中国执政党中共从未面临过的新局面，也对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为一个早期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组建起来的革命政党，中共在建政之初相当缺乏城市管理的经验。很多观点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出现的“上山下乡”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难以安置文化大革命时涌现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城市市民。而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才开始加速。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围墙高筑的户籍制度、规模庞大的棚户区、野蛮生长的房地产业、数量众多的农民工、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等等，都说明这些年城市化的粗糙与城市管理的欠缺。这些问题如今不能再被忽视。
中国人口众多，决定了城市数量和规模将非常庞大，这构成了城市发展的潜力与优势，也提升了治理的难度。另一方面，中国有着大规模城市存在的长期历史，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对大规模人口治理的适应。辅之以现代化的技术与数据，相互之间的竞争协作，中国的城市正在共同成长为全球范围内的耀眼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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