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的内部，有许多年轻有为的青年军官对亲日派极为不满，其中以王凤起为首的青年军官，还秘密组建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以下简称“青年将团”)，以图效仿发动“二·二六政变”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在中国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
王凤起，辽宁昌图人。1939年从抗战前线考入设在重庆的中央陆军大学第17期深造。在这里，他与四川人陈蕴山、湖南人曹泽衡、贵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岳结成了“反蒋六兄弟”。
秘密组建“青年将团”
他们认为，要推翻蒋介石的政权，非得有一个手握重兵、威震四方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物就是陈诚。陈诚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威望，富有正义感，又是蒋介石的浙江老乡，被蒋介石视为心腹。1941年冬，王凤起受人委托，秘密拜见陈诚。
王凤起和陈诚秘密接头后，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对王凤起的一腔爱国之情非常赞赏。
王凤起“陆大”毕业后，被陈诚要到第六战区，任他的侍从机要参谋。接着，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王凤起又随他到了云南楚雄，旋即升任少将作战科长。
有了陈诚的秘密照顾，不久，“青年将团”中的核心人物也都从“陆大”毕业并进入各部队任要职。
从1941年“青年将团”秘密成立到1943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青年将团”在国民党各大战区，各军兵种具备了相当的力量，并逐步形成了一张组织严密的网，他们制定了完备的政变夺权纲领、计划，加紧备战，伺机待发。
密信泄露，主谋者被抓
为了确保军事政变成功，“青年将团”多方活动，秘密创建政变指挥部。征得陈诚同意，经过“青年将团”一班人积极争取，1943年10月，王凤起被国防部调到重庆，任陪都卫戍司令部少将作战科长。
王凤起在办理调动手续时，意外地收到了陈蕴山（时任陪都宪兵司令部作战科上校科长）从重庆送来的密信，说局势瞬息万变，催他赶快去重庆。当时因为有急事不能马上赴渝，便托即将赴渝的“青年将团”成员、上校参谋徐文山将他写给陈蕴山的密信带到重庆。他在信中对陈蕴山发出三条指令：一是抓紧时间拟定举事之时需要逮捕的人员名单；二是立即特色并组织政变突击队；三是等他到了重庆，即日发动政变。
带着密信的徐文山乘坐一辆美国军用卡车离开楚雄，一路驰往昆明，打算到昆明再转乘飞机去重庆。中午，他们在路边停车吃饭，偶然遇到了他们部队一个姓童的参谋。吃完饭，童参谋盛情邀请徐文山上他的吉普车去昆明。徐文山想到路上有人陪伴更加保险，就没有拒绝。
临近天黑时，吉普车已到昆明城外，这时公路前方出现一道检查站，他们的吉普车被迫停下来接受检查。军统特务从徐文山身上搜出了王凤起写给陈蕴山的密信，立即向重庆的戴笠作了报告。戴笠大惊，连夜驱车去上清寺委员长官邸报告这一惊天大案。蒋介石看了密信大为震怒，立即下达手谕，命令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青年将团”骨干秘密逮捕，解押重庆，由戴笠直接审讯。
很快，陈诚也得知消息，他意识到蒋介石肯定会对“青年将团”成员实施镇压，为了不牵连到自己，陈诚赶紧叫来副参谋长刘云翰等人商量对策，并嘱咐亲信说：“我们要争取主动，立即逮捕王凤起，等候押解重庆。我这就连夜飞赴重庆，去澄清事实。”
王凤起被捕后，陈诚暗中派亲信刘云翰到狱中看望，并暗示说：“你们‘青年将团’的事情，陈长官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你们暗中还有这样一个组织。”王凤起自然心领神会，连连点头。刘云翰向他交底说：“陈长官待你们不薄，看你是个人才，也是一条汉子，希望不要出卖别人，陈长官一定尽力救援。”
“推翻蒋政权是中国的光明出路，‘青年将团’是我们自愿组织的团体，与陈长官没有任何联系，请副参谋长转告陈长官放心！”王凤起在狱中当面向刘云翰表了态。
第二天晚上，王凤起被秘密押往重庆，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审问了王凤起。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团”的头，一切与他人无关。
审讯从晚上8时一直进行到凌晨3时才结束。与此同时，胡翔等五人也在各地相继被捕。接下来，戴笠秘密地将在册的“青年将团”军官300多人一网打尽。
尽管蒋介石对抓捕“青年将团”的事极为秘密，但还是被我共产党的记者获悉。重庆《解放日报》很快报道了“有爱国青年将官们因反对内敌而被捕关押”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大哗。
迫于压力，无罪释放
“青年将团”的主要成员先后被捕，他们都被关进白公馆的监狱，王凤起等六名“青年将团”核心人物，虽是蒋介石指名讯办的“钦犯”，但因有陈诚等暗中斡旋，在狱中成为受到优待的“特别休养人”，有相当的自由。
1947年5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急需军事人才补充，加上陈诚不断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蒋介石做出批示，宣布在白公馆关押近四年的王凤起等六人“无罪释放，由国防部分派工作”。3月28日，王凤起等人回到了南京，到国防部报到。
“青年将团”表面上是被蒋介石瓦解了，但其中坚力量更加成熟，“青年将团”的影响无处不在。王凤起趁当时东北局势混乱之机，想方设法回到自己的老家沈阳，通过妻子富平的老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阎宝航、高崇民的关系，秘密到已经解放了的哈尔滨请求任务。党组织让他们夫妇再次潜入沈阳，留在国民党内部，争取沈阳和平解放。
王凤起很快找到同乡兼陆大校友、时任沈阳第二守备部队少将总队长的秦祥征，被推荐担任了该部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富平利用丈夫的身份作掩护，对守城的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1948年5月，国民党守城主力部队新1军新53师师长许赓阳答应起义，听从王凤起调配。秦祥征和王凤起早已结为反蒋同盟，他们先下手为强，火速与兵临城下的解放军联系，提前宣布起义。11月2日，沈阳解放。解放后，王凤起担任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参事。
梅含章被派往江阴要塞任守备部队队长，后升任要塞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4月21日，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关键时刻，他同要塞工兵营长唐秉煜、炮台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等一起，成功举行了江阴要塞起义，逮捕要塞司令戴戎光，让解放军渡江部队在20分钟就拿下了江阴要塞。解放军后梅含章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协委员。
陈蕴山回到家乡四川冕宁，利用自己国民党少将的身份，对地方武装进行策反。不幸被不明真相的同志抓起来误杀，后来得到平反。
曹泽衡在解放前夕任国民党第42军补给区参谋长，后率部起义，置业回到湖南老家。胡翔、傅岳起义后，分别在重庆、南京从事黄埔同学会和军事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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