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与同事聊到山东人爱做官的话题，我发现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证明的命题。是的，统计数据明确无误地显示山东出高官的比例高于任何一个地方，但这只是一个结果，它不能证明山东人更爱做官，甚至连山东人更善于做官都无法证明。
如果你了解天朝组织行为学，一定会知道，组织路线存在一个奠基者效应。即如果某地因为某种偶然因素，集中出现大批官员，中国官员选拔机制的模糊性，会让这个地方将来的官员也更容易获得提拔晋升机会。譬如陕北早年作为根据地，干部多，所以陕西的官员出陕北的传统就一直保留下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新政权官员的籍贯分布看，山东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非常容易出干部的地方。
肯定会有人说，按当时高级官员的籍贯分布，难道不该是湖南最容易出官么？
没错，1956年八大一共有97位中央委员，湖南人占31%，1955年授衔，元帅3，大将6，上将19，中将45，在总数254人中占29%。
但是，他们的级别过高，根本就不能决定将来干部的走向。因为他们熟悉的部下，主要是江西、福建、湖北人以及陕西、山西人；他们部下的部下，则来自北方各地，南方几乎完全空缺—— 当时中国不同层级官员的籍贯分布，是中国革命不同时期在中国地图不同区域活动的直接反映。
新政权的南方高官和他们部下的年龄并没有拉开真正梯次，1949年后，由于还未建立任期制，除非上级犯错误，下级几乎无望提升，等到终于有了废除终身制，干部要退休之说时，南方的红小鬼和陕西、山西参加红军或第一批八路的人，也到了退休年龄，这个时候年富力强的，是根据地参军，解放后当基层军官的人。
这个序列中， 原本山东人虽有优势，但并不特别显著，但建国后的两次路线斗争，一野出身的人，在庐山会议后彻底挂掉，好在他们人数并不算多，四野盘子最大，但913事件后全挂，远比一野彻底。独占果实的二野和三野，到了1970年代末，在恰当年龄爬到恰当位置的，正是二野、三野的兵员产地，第一当属山东，接下来才是苏北、河南、河北等地。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年代，那些需要更上一层楼的人，如果恰好是他们的小老乡，显然机会要更大一些。
除了山东的根据地历史资源优势，1980年代后的经济发展，山东人也明显比它的邻居们在进步时名正言顺。过去三十年里，山东的经济数字远比河北、河南、东北耀眼，整个北方只有山东拿得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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