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十九大和中国“两会”分别奠定中国新一届党政高层班底的间歇，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以及部分地区监察委，正在进行着高节奏的人事变更。跨区域的大范围调动，是这轮人事洗牌的鲜明特点。
而黄奇帆在进入中央人大系统约一年后，出现在重庆政协委员名单之中，是本轮人事新陈代谢的最大意外。已经不在“一线”工作的黄奇帆此番由一个“二线”单位进入另一个“二线”单位，这种安排可能来自中共高层的特殊用意。
中国地方人事更新“全国一盘棋”
有媒体调查发现，在过去一周时间里，至少有15个省级地区党委和政府班子的省部级官员被调整。这些官员将构成地方政坛的实权人物，因此是中央层面此番重构地方官场配置的重中之重。
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这些人事变动的一显著特点是异地任职。例如，新任广西党委常委兼政府副主席的秦如培此前一直在贵州省工作，时间长达35年；新任甘肃副省长余建此前在四川工作了34年，新任河南副省长何金平此前在云南工作了34年，等等。
而且，许多官员职务调动的半径也比较大。比如，吴忠琼、秦义是从北方的辽宁和内蒙古到南方的江西，刘星泰是从山东到海南，张韶春和杨伟东分别从安徽、江西到内蒙古，何金平则从云南到河南，金湘军从广西到天津。
评论人士表示，官员异地任职一直是中国政坛的常见现象。在一个地区参加工作数十年，晋升省部级成为“中管干部”之际，便进入了中央的审视范围，由中央集中进行考察、分析和调配。如此便为官员异地任职提供了可能。
对国家层面而言，异地用人的方法有很多好处。首先，不同地区和官场的工作环境，有助于激发官员适应和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其次，在他们失去原本的人事关系之后，只能仰赖中央权力赋予和自身奋斗，如此能够强化中央权威与政策执行力，破解“政令不出中南海”；再次，地方官场来源多样化，特别是实权人物大部分来自外地或中央，将会压制地方裙带关系，避免“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现象的再现。
以重庆市为例，该市在中共十八大前薄熙来当政时，一度传出所谓“独立王国”的说法。目前11名市委委员中，只有刘强一个人的籍贯是重庆，只有刘强与张鸣长期在重庆为官，其余9人既未出生于重庆，也从未在2016年之前于重庆官场任职。
在如今新的中央与地方形势下，“山头主义”甚至是“独立王国”几乎再无出现的可能。
离不开黄奇帆的重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轮人事调动中最受瞩目的一个人是曾经长期担任重庆市长的黄奇帆。黄奇帆在2017年2月离职重庆进入中央，在中国人大系统发挥“余热”。按照以往惯例，黄奇帆此后将正式退休。不过令观察者颇感意外的是，他在不久前当选重庆政协委员。在中国官场，从中国人大到地方政协的职务调动并不多见。在这背后，可能说明出现了特殊的情况，中央对黄奇帆的任用也有特殊的用意。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黄奇帆或许是重庆过去十多年经济发展真正操盘手（图源：VCG）
众所周知，在重庆工作17年之久的黄奇帆，对重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不仅是重庆经济发展参与者，甚至可能是主导者，给重庆打下了深刻的黄奇帆烙印。
不过从2016年末至今，重庆市领导班子大幅换人，11名市委常委中的9人都由中央或别处外调而来，黄奇帆进入中央，曾经与黄奇帆合作3年的“兵工少帅”张国清已经北上担任天津市代市长，重庆市的发展规划和节奏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紊乱，发展势头逐渐难以为继，重庆新发布的GDP增速十年来首次降到个位数。
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说明了重庆清除薄熙来、孙政才“流毒”，以及破除地方“山头主义”力度之强，但也出现了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另一方面，重庆新班底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以适应新环境，掌握和引导其发展节奏。
可见，官员异地任职应当如何平衡才不至于对地方发展起到负面效果，是中央层面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而黄奇帆此番重回重庆，将会在重庆领导团队的更新换届的过程中，对重庆的经济发展扮演起参考顾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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