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米勒体系（Miller Scheme）中，公民科学素质包括三个维度：一、公众对基本科学术语和概念的理解（科学知识）；二、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科学本质的理解（科学过程）；三、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的理解（科学与社会）。只有这三项测评全部合格，才能说一个公民具有基本的科学素质。这就是所谓“经典米勒体系”。
经典米勒体系在20世纪80、90年代，被广泛应用来对一个国家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我国也采用了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素养）调查，已进行了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1995年美国最后一次采用经典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1992年欧盟最后一次采用经典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此后经典米勒体系就被抛弃了。进入 21世纪，印度2003年，巴西2004年，欧盟2005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08年，进行国家范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都没有采用经典米勒体系（张超等，2008年）[1]，而是采用新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体系，并用“公民科学素质指数”（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dex），来表征一个国家具有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Miller 2012）[2]。笔者称之为“新米勒体系”。
新米勒体系是对经典米勒三维指标体系的“扬弃”，从三维指标调整为二维指标，后来合并为“科技知识”一维体系[3]。
新米勒体系设计若干道“科技知识”题目（见附录），公民如能答对70％的题目，就算具有科学素质了。
米勒将历年来美国进行科学素质测评结果进行了汇总，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1988－2016
（来源：Miller, 2016. Civic ScientificLite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6 -- 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National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从1988年的10％逐步上升2008年的28％。米勒2016年在美国调查了2840个成年人，测评结果是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是28％，跟2008年的比例一样，没有变化。米勒本人对此也感到费解，没有给出解释。
国际上采用新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若干国家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如图2所示。其中，瑞典最高，35％；美国28％。特别指出，日本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为5％左右，相较于日本是科技创新的强国，日本则是科学素质的弱国（简称“日本悖论”）[4]。
图2 美国等33个国家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时段2005－2007年）（来源：网络）
国际上最新采用新米勒体系进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是加拿大。加拿大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评，共17个题目，其中14个事实型对错题目，3个开放题。（见Science Culture:Where Canada Stands 2014）
调查表明：加拿大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为42％。在全球3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如图3所示，加拿大为此非常自豪。
图3 加拿大等国家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
说明：欧洲国家的数据是2005年；美国的数据2008年；日本的数据是2001年。
（来源：Science Culture: Where Canada Stands 2014）。
特别指出，日本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为5％左右，相较于日本是科技创新的强国，日本则是科学素质的弱国（简称“日本悖论”）[4]。
我国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均采用经典米勒体系。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一个主要的结果是：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了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5]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达到10％。
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已抛弃经典米勒体系测评公民科学素质，采用了新米勒体系，而我国仍然并继续采用这个经典米勒体系，那么，我国测评的结果就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进行历史纵向比较了，而没有“国际比较”的意义了。具体来说，我国进行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包括后续调查结果，就只能永远停留在与美国1995年、欧盟1992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进行比较了，而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与时俱进的比较了。
对一般公众和领导来说，由于不了解经典米勒体系与新米勒体系的差异，不了解国际上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即公民科学素质指数），那么，给他们造成的印象很可能就是我国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具有科学素质的公民的比例之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落后”。
笔者尝试把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换算”成国际意义上“公民科学素质指数”。由于国际上现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主要是针对“科技知识”调查，在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主要对应于“了解科学术语”、“了解科学观点”（案：应为科学概念）。2010年第八次调查表明，我国公民“了解科学观点”的合格率为39.4％（18道测试题，答对11题为合格），“了解科学术语”的合格率为19.3％（4道题，都答对或基本答对为合格）[6]。那么，大体可以说，201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为20％，即2010年我国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20％。
其实，我国科普研究者也开发出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其涵义是：对公民个体来说，就是他／她对科学素质所有测试题目的总分值（张超等，2008年）。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与国际上“公民科学素质指数”不是“国际接轨”的。据资料，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2003年为38.4，2005年为43.6， 2007年为48.5，2010年为53（《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报告（第二辑）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体现了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进步。
上海在李健民教授的领衔下，在全国率先研制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以能力为导向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及测试体系”（简称“上海体系”），即以“科学生活能力”、“科学劳动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能力”四个方面评估公民科学素质，受访者只有当四个方面的能力考察全部合格，才被视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质，即达标。上海采用该测评指标体系进行了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达标率为28.8%。与2012年测评结果相比，上海公民科学素质达标率提高2.2个百分点。
笔者及团队正在研制新时代公民科学素质的新内涵［7］，以及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以功能为核心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努力做到既坚持“中国特色”，比如坚持《科普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提出的“四科”（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并将之扩展到“六科”，即补充“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与发展观”，又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还提出，我国应该而且可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以我为主，联合“一带一路”沿线代表性国家的专家学者，提出“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标准”[8]。
[1]张超，任磊，何薇：“创建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数”，《科普研究》，2008年第6期。
[2] Miller, J. D. (2012). The Sources and Impact of Civic ScienceLiteracy. In M. W.
Bauer, R. Shukla & N. Allum(Eds.), The Culture of Science: How the Public
Relates to Science Across the Globe.New York (NY): Routledge.
[3]参见：陈发俊，史玉民，徐飞，美国米勒公民科学素养测评指标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科普研究》2009年第2期。
[4]刘立：日本悖论：科技创新强国，科学素质弱国
[6]（《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报告（第二辑）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p.23
[8]刘立：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载：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 编：《科技传播与普及动态》2017年第11期（总第23期），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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