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不久便将出台，这被认为是中共治理“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的一项行动。有关历史的争论，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直存在。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舆论等等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仍将继续下去。中国确实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会出现一些起承转合的事件和标记，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开场之初都曾制定“历史问题决议”性质的文件，如今习近平主政中国后的新时代方兴未艾，似乎也有做出一个对过去一段历史的新的“历史问题决议”的需要。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在中国政治中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极具挑战性的活动，需要面对多方面能够提供可行或不可行考量的现实背景和条件。中共做出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目前仍然仅是一个假设，不论最终出现与否，都将面临至少五个难题。
改革开放少有争议
首先，所谓“历史问题决议”是针对什么“历史问题”？因为存在历史问题和争议，所以才会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身处中共和中国历史跌宕起伏的年代。在其成为中共“核心”并开创新时代之前，都经历了一系列影响到中共走向的党内运动、事件，同时在中共党内对此存在巨大的认识分歧。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权威统一的梳理定义，中共将始终受到困扰和拖累，难以团结一致面向新的目标开始新的征程。
例如，毛泽东被确立为中共最高领袖之前，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张国焘的分裂，代表苏联意志的王明、博古等人的领导失误，等等。在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定性悬而未决的背景下，中共全党通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得到统一总结和认识。
毛泽东与邓小平评定历史，都有当时的必要之处（图源：VCG）
而在邓小平于1981年拍板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对于毛泽东在世时发生过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中共党内和中国国家范围内也存在巨大的认识鸿沟。如果不能消弭这种认识鸿沟，改革开放新时代将难以顺利展开。
“六四事件”已有叙述
假设中共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所能聚焦的历史问题，可能主要是“六四事件”、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等。其中，“六四事件”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许多方面对此仍然抱有不同观点。作为中国执政党，中共也有责任对当时的经历者给出一个最终的说法。中共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如果成行，“六四事件”可能会是最受关注一个。
不过在另一方面，包括“六四事件”在内的这些问题对中共的挑战性，与毛邓所经历的诸多历史事件很难比拟。而且，中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大体上是统一的，经历五年治国理政后，其分歧越来越小。对某些事件进行单独处理或许更为适宜。
遐不掩瑜的改革开放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扭转了中国国运进程，成就了如今的崛起与复兴。这一点在中共党内和中国国内都是几乎没有异意的。
尽管其间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官场腐败等问题，但是其他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如今正在被纠正，逐渐被消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假设性历史问题决议能够成行，基于事实的对宏观成就的叙述将明显压过对一时争议的定性，或许将难以避免会成为一份给邓小平时代“歌功颂德”的文件。
绝对功大于过的邓小平
改革开放主要是由邓小平领导和开创，改革开放的方向、方法、规则都在此时被确立，改革开放能够坚持和延续下去，同时又避免重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邓小平的领导，需要高超的智慧、经验、能力和担当。
外界对邓小平在“六四事件”发生时的做法可能存在争议，不过中共党内的认识比较统一，认为其在大问题上的决定体现了对改革开放原则的坚持，也为后来改革开放不致偏移划定了界限。
因此，未必需要通过一种历史问题决议的方式，抽丝剥茧地评述绝对功大于过的邓小平。
如何客观评述江泽民胡锦涛？
其次，由于中共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很难将某个领导人与中共集体的决策分开，“历史问题决议”无法避免对中共前期领导人的功过总结和正负评价。
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谈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王明、博古、张国焘等。第二个历史决议则重点评述了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如果有第三个历史决议，可能不仅会涉及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还会谈到江泽 民和胡锦涛。制定历史决议的过程将会面临诸多忌讳，决议的客观性也会受到质疑。
历史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总结历史能够吸取教训、增长经验，避免重蹈覆辙。不过，中共是否会制定第三个历史问题的决议，目前看来仍然难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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