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欧洲硕果仅存的邦交国─天主教梵蒂冈教会，近期又传出可能与中国大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台湾将再次面临自第三次政党轮替以来，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地动山摇”。
中国大陆与梵蒂冈双方有意改善彼此关系，加强接触（图源：Reuters ）
台、陆双方的外交战场由来已久，银弹攻势、互挖墙脚屡见不鲜，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除了国际政治与主教任命权的探讨，另外值得注意的，一是基于民族主义，预计在中共建政百年时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二是宗教政策向来被中共归类在统战工作的一环，关键在于拥护党的领导。
首先谈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共建党之初，《中共二大宣言》就已揭示了党的最低纲领：“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后归纳为“反帝”、“反封建”），并称“从1858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直到1901年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动促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四十三年间，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时期”，而中共“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共建党起家的基础，亦为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回到今天，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中共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为的是“不忘初心”，这个“初心”，自然也包括当年的“反帝国主义”精神。
然而，中梵关系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有根本上的进展，原因之一出在对中国近代史的诠释上。
2000年10月，梵蒂冈将在中国清朝至民国年间，因坚持信仰而殉难的120名教徒“封圣”。在这份名单中，有15人死于鸦片战争至西元1900年期间的教案，86人死于义和团运动，总计101名。
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这些人“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直接参与者和帮凶”“在中国土地上奸淫抢掠，为非作歹，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对梵蒂冈的封圣行为，大陆视为“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是对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爱国行动的极大侮辱”。
虽然后来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对此表示歉意，希望中国能宽恕历史上罗马天主教在中国所犯“错误”，并促成中梵关系的正常化，但17年时间过去，双方对此议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一道坎”。如果中共以承认这101人“封圣”的正当性，作为中梵建交的条件之一，那其建党的初心─“反帝”纲领则会被严重质疑、挑战，在建政百年之际，又如何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
其次，习近平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由此可知中共中央的态度，即在中国大陆境内的宗教都必须服膺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共所领导，这是绝对无法逾越的政治红线，要想脱离“党的领导”是不被允许的；要“中国化”、就不能有“特殊化”，才能有更适宜的宗教治理政策，避免人为造成差别待遇、维持社会稳定；“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也就是承认宗教具有正面作用，但也不避讳宗教的负面消极作用，两者要正反并陈地看待。
中共从建党、建政到执政，经过了九十余年岁月，也遭遇过许多困难与问题，特别是针对会危及其政权的各个方面相当警惕，在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担心遭到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名“和平演变”，红色江山从此变色。因此，除了本土宗教，中共对外来宗教，特别是对清末凭着船坚炮利进入中国的基督宗教有很重的防备心理，中共建政后，“三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成为中共政权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态度，所以习才会重申“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期望借着宗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稳定，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基础，同时又保有自主性，避免受“境外敌对势力”煽动、渗透。
综上所述，若“中梵建交”成为事实，那事先的铺垫，如妥善处理西元2000年的“封圣”争议与历史问题，避免刺激到容易引爆的民族主义情绪；天主教会也必须承认在中国境内的政权大于教权，并要服从中共领导、维护社会主义体制，必不可少。在上述议题有明确结果之前，台湾还有时间思索，在中国大陆的信徒“市场”大于台湾地区的劣势情况下，除了社会氛围相对自由宽松，还有什么是梵蒂冈认为必须维持和台湾邦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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