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新年伊始，中国92派企业家毛振华控诉黑龙江省亚布力管委会侵害民营企业以及雪乡宰客事件曝光之后，关于中国东北衰退和“投资不过山海关”话题在互联网上持续发酵。1月28日，回应这一轮唱衰东北，在中国地方两会上，黑龙江省长陆昊、吉林省长景俊海不约而同将东北问题指向了“留住人才”。中国东北地方诸侯们业已找到了重振东北的金钥匙了吗？
面对“投资不过上海关”，黑龙江省长陆昊面临很大压力（图源：VCG）
“孔雀南飞”
在黑龙江两会上，回应“亚布力事件”，省长陆昊痛斥“少数害群之马”侵害民营企业的行为，“破坏黑龙江发展环境、公然挑战全省人民共同利益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和正义的严惩”，并承诺“推进法治建设、打造全面振兴发展好环境”，“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和创新创业，吸引留住更多宝贵人才”。
在吉林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刚刚从北京市委副书记任上调任吉林省省长的景俊海对东北人才外流表达了忧虑，“我们有相对优势，但是不绝对，我们至今仍然是‘孔雀南飞’”，“我们基础不错，有很多人才，但确实流失了不少，我们每年流进的人是五六万，但流出的人是将近五十万，所以有人说‘连麻雀都走了’”。
辽宁生长唐一军更是抛出人才引进计划，“计划投入真金白银，新增专业技术人才9万人、高技能人才4万人，引进高层次人才1,000人、国外‘高精尖’人才500人；培育一批优秀企业家，打造一批‘辽宁工匠’”。
2015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在一篇题为“东北再度告急”的文章引用中国国内某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东北地区每年人口净流出200万劳动力。后经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纠正说，200万人的数据应该是是此前10年间总数据，也即平均每年在20万人左右。尽管对中国东北每年的人口净流出数据尚存在争议，但对东北人口净流出本身则无争议。
“干部交流到东北”
相比于人口净流失和人才外流，中共在干部层面对东北一直实行人才倾斜政策。陆媒新京报旗下新媒体微信公号“政知见”报道，中共中央曾多次发布领导干部交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中就规定，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重点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建设进行。
具体到东北三省的干部交流，中国国务院曾在发布东北振兴战略意见时专门提及。意见要求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与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市与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四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开展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和定向培训。
交流到东北的高官，有多人具有工业和信息化背景，比如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和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均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吉林省长景俊海是电子科技领域的专家。多人具备高新区任职的经历，比如黑龙江省长陆昊就曾是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景俊海曾任西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辽宁副省长陈绿平曾任重庆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
东北衰退的政治体制问题
分析人士指，通观张庆伟、陈求发、陆昊、景俊海等上述高官履历，他们都是中共党内的专家型的高级人才。从这一层面来说，东北衰退和“投资不过山海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人才问题。中国东北的首要问题仍是政府政治的机制体制问题。而且，这一机制体制问题，也并不是中国东北所独有的，仅仅东北的特殊环境放大了这一体制机制所存在的问题。
以黑龙江著名企业龙煤集团为例，万吨煤需要48个人，而中国全国大型煤企只需要15个人。黑龙江龙煤集团井下职工8万人，每年工资支出100亿元。但是龙煤井上职工太富余了。龙煤井下8万人，井上最高配置也就应该在4万到5万人，但却配置了10万人。在龙煤欠薪事件中，陆昊就曾问到，“为什么不能把人力资源配置到这些完全有成长性的新兴产业里，而非要捆在挖煤这一件事情呢？”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近年来对中国的大政府体制有过反思。吴敬琏以习近平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例，他说实现“三去一降一补”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和规划、政府的要求和长官的意愿，通过行政命令来调整国民经济的企业、产业、地区等结构；另外一种是在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通过市场的作用来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
前一种行政命令强干预下的调整结构，应该去掉的经济产能、僵尸企业和杠杆没有去掉，或者去掉之后又死灰复燃迅速反弹，而不该去掉的产能和杠杆却被行政命令强行去掉了。同样的道理，毛振华控诉的“亚布力管委会”也正是中国的政府体制存在问题的缩影，就是政府机构存在的大量越位、错位、不到位情况，不该做的或者做不好的做了，该做的却没做好甚至干脆不去做。
政府政治机制体制上的“乱作为”“胡作为”和“不作为”，严重破坏了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经商营商环境，严重干扰窒息了人才施展才干的空间，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而这样的命令型干预型的政府政治机制体制是历史形成的，并不是一两个省委书记省长所能够改变的。中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该类问题，而国有企业众多和官僚气息更为浓重的东北三省更突出。
因而可以说，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和机制体制改革，建立有限型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一个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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