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成了近期中国舆论场上的一个热词，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一篇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文章，在中共党刊《求是》旗下《旗帜》栏目的官方微博刊出。
这篇文章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现象，不能凝固化、永恒化”，“消灭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尤其是指名道姓地给经济学家张五常、吴敬琏扣上“鼓吹私有制万岁”、“赤裸裸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分子”的帽子，引发互联网上左右派激烈交锋。
周的文章称吴敬琏“用心非常险恶”（图源：香港大学官网）
从全文来看，周的实际论述重点放在了“如何对待国有经济”，批判那些主张国企全盘私有化的观点。
而张五常也于日前发文做出回应，称经济学上“自私”的概念应放在需求定律的范畴中去理解，只要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准则”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有观察者猜测《求是》刊文的背后“是否有来自高层的授意与支持”，事实上更应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共所定义的“新时代”，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到来，舆论潜藏着一种倾向，即对于当下正处于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混合所有制体制，左右阵营都有很大的不满，而且越来越觉得应该“正本清源”，将“私有”或“公有”的其中之一确定为正统，以结束过去的只求“实用主义”而带来的含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共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不少知识分子头脑中一个共同的念头：中国现在搞社会主义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将来还是会走上西式的自由主义道路。而“消灭私有制”这类文章，则代表着另一类知识分子的内心想法。
应该说，这两种诉求某种程度上的确基于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问题。其中，权贵垄断资本与国企垄断资本对民营中小资本的碾压无疑最为突出，形成一种经济上的极右格局，而真正的市场体制其实是在民营中小企业之间存在。
而中国推进市场化的受益者大部分被上层的垄断资本截取，并且若不管制、改革这种体制，仍将继续攫取。十八大之前中国改革进展缓慢，主要是中央权力受限，对这种强势的利益格局无力扭转。
这种情况下，左右阵营的尖锐对立，是一种对现实不满的联手反抗。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重启改革进程。那么，再往前进行改革，自然就会让一些人推导出“要走向哪个方向”的问题——毫无疑问，左右两边都视对方的方向是错误的。
然而真正出错的，恰恰是这种“要么私有，要么公有”的二元对立思维。全盘照搬新自由主义的那套理论，很可能在中国引发政治危机这一点不假；但动辄表现出对私有化的排斥态度，则陷入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挥舞，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思维表现。
有评论认为，老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是一种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尽管其声称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反映论的思维方式表现为经济决定论，社会阶级对立论，政治上的阶级统治论，思想文化的灌输论。而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左派学者只是坚持马克思某些具体论断，而不是针对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独立研究，使得他们在陈旧的意识形态束缚中画地为牢。
从现实层面来看，从《物权法》的颁布，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可能“消灭私有制”、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习近平在多次公开讲话中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重要意义，说明中共绝不可能按照自由主义的路径让国企全盘私有化。
这两种选择并不矛盾，接受程度较高的解读是：在加强中央威权的前提下，短期内加强经济管制，以矫正被权力扭曲的市场机制，破除各层面的体制性成本，进而推进更合理的市场化。当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仍是将其改造为更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矫正国企垄断、权贵垄断，但不会放弃国企，国企不会彻底私有化。同时，要支持加强民营企业发展，但不会放任私人垄断资本继续嚣张。
这种双管齐下的管制手段在某种角度上看上去偏“左”，但针对的更多的是“垄断资本”，“左”的目的还在于长远更为健康的法治的市场化。
而在理论层面，中共也看出了这些人“食古不化”的问题所在，提出“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断”，而要研究“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更是在公开讲话中表示马克思主义需要“再次中国化”。
邓小平经典的“白猫黑猫论”，其背后的思想内涵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单纯片面的强调“私有”或“公有”，无论哪一种，都是开错了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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