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十九大为节点，过去几个月内，内地理论文宣系统的人事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上海复旦大学“长江学者”林尚立教授调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接着是长期从事政策研究的中共首席智囊王沪宁晋升政治局常委，主管理论文宣与意识形态工作，再就是近日曾连续十年执掌内地社科领域最高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的清史学者高翔转任网信办第一副主任。这三位均是专业学者出身，他们的密集崛起，折射出理论重建工作正日益被中共提上议事日程。
中共新晋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如何重建理论体系值得关注（图源：新华社）
在这一变化背后至少有如下背景：一是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对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将之写入党章，成为一个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需要继续丰富完善的指导思想；二是中共本属理论型政党却在近年深陷理论危机，不单理论走不出国门，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多元思潮竞争下左支右绌，而且连大量中共自己的官员学者都不相信自己的理论，产生了很多理论领域的“两面人”；三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大国变成全球强国，正从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硬实力快速提升，作为软实力核心构成的理论体系，却成为制约发展的最大软肋。
是这些现实冲突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将理论构建的重要性客观地摆在中共面前，成为必须直面的议题。那么，应如何重建理论体系？又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认识。
首先，理论体系重建以政治实践为基础。要认识到无论是中国古人倡导的经世致用，还是作为中共理论根源的马列主义，都强调理论构建的实践性。马列主义的产生，就是根植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经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同样是因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实践。文革结束后，新的改革开放实践，又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
具体到当前中国，最大的实践莫过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这本是自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迄今，中国最具有理论构建意义的实践。但遗憾的是，一些人因为已被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束缚了思维，简单以为后者才是唯一普世价值，而包括中国在内所有非西方模式的实践都只不过是一种过渡，迟早要与西方模式殊途同归，因此往往忽略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实践的理论构建意义。另一些人则因为长期受马列主义教条的影响，只能依据后者的某些只言片语来牵强附会当下中国实践，以至于背离现实，非但无益于解决问题和理论创新，而且只会与世人渐行渐远，遑论理论的感召力。因此，十九大后内地理论文宣系统的管理者，理应吸取以往教训，既不沦为西方理论体系的附庸和传声筒，又不能沉溺于马列主义教条，而是必须正视中共执政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从中提炼经验并接受实践的反证，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升华为理论体系。
其次，理论构建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之上。近代中国著名学者严复说过，“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句话运用到中共重建理论体系上，既指理论构建要时刻与时俱进，又指理论构建要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前一个要求容易理解，因为任何理论构建一旦不能与时俱进，必然会被扫入历史。后一个要求则经常被人忽略，尤其是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个要求更是命运多舛。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几大文明里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并在几千年历史里结下令中外惊叹的辉煌果实，一个关键原因正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优秀特质，及其与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多民族国家相耦合。任何政治理论都必须根植于它的历史文化土壤，才能拥有强大生命力。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分水岭一般的重大意义，因它既是中国历史耻辱，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源（图源：VCG）
中国的问题是，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民族灾难和耻辱，使得社会不可避免地一度陷入到对西方亦步亦趋地追随，和本国文化传统的深沉否定之中。以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节点，尽管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但中华传统文化自此遭受了空前困境，并在后续几十年不断被贬抑。直到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才得以正常化，并再次成为华人社会最大的公约数。这其实恰恰说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韧性和适用性，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主体文化。甚至有愈来愈多的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研究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蕴含某种程度上的全球意义，能为西方文明造成的人类问题提供一剂中式药方。凡此种种，即便言中华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也许为时尚早，但至少能说明中共重建理论体系应不断回归中国历史文化序列，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否则既是中华文明和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损失，亦会令中共理论构建失去灵魂而难以为继。关于这一点，中共从建党之初强烈反传统到后来不得不回归传统就是有力例证。
当然，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绝不代表因循守旧，这就对中共理论构建提出了第三层要求——开放性。古人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开放性是理论构建的前提，是理论保持生机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均是在思想开放、百家争鸣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中的精髓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期间，中共虽然也曾受制于马列主义教条的限制，但在思想上始终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状态。但从反右运动开始，自由讨论的空间被堵塞，思想的活力也不断丧失，进而酿成历史灾难。而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一个根本前提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宽松的讨论氛围密不可分。我们可以做个大胆假设，如果在毛邓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时期，中国陷入到“反右”、“大跃进”、“文革”的极左状态，自由讨论的空间被完全堵塞，这些理论还能否产生？
若延展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几次重大理论突破，同样离不开自由开放的思想环境。中国先秦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儒、道、墨、法成为影响中国传统的四大源头。而汉朝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各派思想开始消退，儒家学说也渐渐僵化，甚至到隋唐时期无力应对外来学说“佛家”思想的威胁。唐宋之际，儒家经过与释、道两家长期争论和融合得以新生。明清时期因为执政者大兴文字狱，酿成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导致中华文明固步自封，落后于西方文明，故才有近代悲惨屈辱的经历。这些案例无不说明思想理论的构建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生长的开放环境作为前提。
因此，中共重建理论体系应时刻以史为鉴，保持开放性，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思潮竞争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更应该立足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开放的姿态对人类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唯有这样，中共理论体系才能凤凰涅槃，才能与世人日益强烈的理论诉求和全球性强国的目标相匹配。若以此逻辑再来审视过去五年理论文宣系统过于严厉的管控，就会发现，固然背后有复杂考量，但若不及时有管控的放开，恐怕只会妨碍理论构建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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